为了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需要，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高度的主体意识、创新意识和文化自信，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而构建由概念范畴、理论命题、主旨思想构成的话语体系，无疑是非常繁难的工作，其中最为基础的工作就是基本概念创新并做出我们自己的定义和解释。
在日前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他还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些重要的新论断，对于我们在研究中更加重视“生活”这一基础性概念乃至基本概念创新，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将“生活”概念引入社会学概念体系
就社会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在没有经过社会哲学的洗礼、没有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由基本概念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的情况下，就一股脑地引进了以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其结果是社会学研究呈现出细碎化状态。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林南甚至称此为“殖民化”倾向。这种状况已引起许多学者的担忧。
令人欣喜的是，有一批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基于文化自信，发扬创新精神，在理论上做了新的探索。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王雅林经过几年的精心研究，出版了《回家的路：重回生活的社会》一书。该书从对基本概念的创新入手，阐释“生活论”，对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社会概念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总括性概念，对社会概念如何界定总是牵连着时代的强烈问题意识。在当代的中国和世界，出现的总体趋势是把提升人类自身的生命、生活质量置于核心议程。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发展阶段，呈现出的新特点是，由重点解决人民基本生计问题提升到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生活自身价值，“中国社会如何发展”同中国人如何生活之间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契合性。伟大的实践需要学理支持，这首先就涉及对“社会是什么”的追问。但我国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西方。西方社会学的各种流派总体上是以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二分”认知方式为基础的，在对社会结构体系的认知上，“生活”被抽离化、外在化，形成了被称为“遗忘生活”的社会概念解释框架。这表明，已有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学概念解释框架，已与当今时代的发展诉求很不合拍，已不能为今天的社会实践提供合理解释，无疑需要重新发现和定义社会。
正如王雅林教授所言，学界对费孝通先生的理论遗产从“事理”层面阐释较多，而从“学理”层面挖掘不够。费老晚年的一大学术贡献就是把“生活”引入社会学概念体系，反复表述“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学就是看人和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形成社会结构”；“许多人用分工合作方式生活，这就是社会”等等，这就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地建立了“生活论”的社会学概念解释框架。对基本概念的界定需要有历史感。王雅林把“文化自觉”主体扩大至“人类共同体”的视角，从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生活性动物”的发展史来看，人的生活与社会关系上演了螺旋式上升的“三部曲”：古代先人是用混沌“统一”看待人与自然、社会（自然共同体）关系的，这是人类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阶段；到了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对社会事物的认识有了科学理性的飞跃，却把生活排除在本质、永恒事物之外，造成了生活与社会的割裂，这是人类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到了当代，人们又重归生活世界，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重回“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的认识境界。
把生活概念引入社会学概念体系，建立起“生活论”的概念解释框架，有助于认识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而且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费老所说的“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才能理解为什么说“社会”是表征人的根本性社会存在的“实体性”概念，也才能理解社会学是具有高度实践性和人民性的学科。特别是“生活论”的概念解释框架，为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创新及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巨大的概念空间和理论动能，可推动社会学理论的一系列创新。
创新“生活”概念需凝聚中国智慧
不论是从学理层面把生活概念纳入社会学概念体系之中，还是从实践层面把“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地位，都涉及对“生活是什么”的追问。但在崇尚理性和“本质”的西方社会学概念体系中，生活并不具有科学概念的地位，或主要在较低的“日常生活”概念层面加以使用。这样，当代社会发展对生活理论的需要同生活概念的不成熟性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生活是什么”的问题就成为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因为如果“生活”概念不明晰或只是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层面指导规划社会，就会在战略实施和政策指导上陷入盲目性，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更全面、更高的生活诉求，或在社会中出现“日常生活的平庸化”倾向。但把至今尚未进入科学殿堂的“生活”概念化，除了需要摆脱西方社会学的认知方式外，也必须看到生活表征是最难以把握的社会现象，界定它无疑需要整合、借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学术理论资源。生活概念应该是一个凝聚中国智慧、中国经验的概念，总的认识路径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方法论基础，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根底，并通过西方现代社会理论的激发，建立完整的、更富解释力的生活概念。
创新“生活”概念，就要建立生命、活动（行动）、社会性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的解释框架，生活不外乎是由个体承载的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存在、展开和实现形式，它构成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本源和本体。王雅林教授认为，生活概念的内涵应包括“六个统一”关系在空间中的展开，即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统一、生活的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的统一、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的统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统一、实然生活与应然生活的统一以及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统一。
实现“六个统一”的关键，就在于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凝聚于“生活”概念之中。这不仅是因为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历来是重视“生”与“活”的，更因为中国智慧的集中表现就是“整合性思维”。而要克服西方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就必须坚持中国固有的整合性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把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等简单地分割开来，而是整合起来，整合不是不讲分析，而是不以割裂事物的整体联系为代价，在保持整体性的前提下，用整体统摄分析；“整合”就是不仅诉诸理性，还要依靠感性、感悟、体验（这些在西方话语中被归为“非理性”）。广而言之，中国的这种思维逻辑，不仅对于实现“生活”概念的创新，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都是一个法宝。
由上可见，把“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来，具有进入科学殿堂的合理的学理依据。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定位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创造全新的社会形式把人的生活全面地生产出来，而能够生产出“生活全面性”的社会，才是全面进步的社会。这是“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坚实的实践依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