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文本数字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类承继数千年的基于印刷的传统媒介生态被新的记录、储存和传输技术深刻改变，人文研究在诸多方面也受到影响、发生变化，“数字人文”应运而生。7月1—2日，“数字人文：大数据时代学术前沿与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来自国内外近200位专家学者对数字人文的前沿思想与话题展开了广泛研讨。围绕相关议题，记者采访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

　　数字人文应时代而生

　　人们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探索最早可追溯至1949年的“阿奎那项目”。该项目是由意大利神父罗伯特·布萨与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合作，使用计算机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及相关著作进行语汇索引、作者身份界定等文本分析研究工作。随着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的普及，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如今数字人文在众多领域得到了广泛拓展。

　　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学者姜文涛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的方法逐渐深入人文学科领域，并悄然改变着其研究方法。数字人文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也在改变传统意义上以纸质媒体为主要对象、细读为主要方法的人文科学研究，促使人们更加关注知识的形成及流传方式的变化。

　　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陈静表示，数字人文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整个时代发展的一种趋势。她说，一方面，传统人文学科开始将数字文化，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文化、思想问题作为考察对象进行研究。数字人文可以被认为是传统人文学科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人文作为将数字技术使用于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进一步导致方法论的革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新研究问题的出现。两方面的合力使得数字人文的内涵与外延变得复杂、多样，并不断演化。

　　“数字人文的出现是一个时代的反映。”台湾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项洁表示，数字技术和人文研究结合、数字人文的产生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数字人文具备跨学科意义

　　近年来，数字人文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以“数字人文”命名的专门机构不断出现，数字技术和人文研究密切融合，数字人文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人们对于数字人文的认识日益深化。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谈到，数字技术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层面：数字人文和数字学术。数字人文涉及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领域；数字学术则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涉及数字科学，科学界早已开始数字学术研究。就数字学术中的人文方面而言，数字技术在许多学科中被应用，数字人文正越来越流行。

　　陈静表示，早期的数字人文被认为是使用计算机进行量化分析的一种人文研究方法，体现为方法论革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人文的研究和应用领域变得更加宽泛，强调数字技术文化和环境中的人文研究，并对印刷文化和基于印刷文化的传统出版模式进行反思。近年来，人们对数字人文的定义更具兼容性，涵盖计算语言学、文学、历史、考古、艺术史等研究领域，以及数字文化、媒介文化、软件研究、编码研究等，具备了普遍性的跨学科意义。

　　数字人文远超出“工具”层面

　　有学者表示，数字人文具有多层面内涵和价值。作为内容，它已经成为学界的重要关注对象和学术生长点。作为方法，它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获取资料、发现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若要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开展人文研究，需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路径。

　　包弼德提出，数字人文的重要性远超出了“工具”层面。以地理信息系统为例，不同于作为河流、山川、住宅、马路等要素集合的地图工具，它能够将不同的信息进行层级分类，帮助人们了解每个层级之间的关系，并在各个领域加以应用。如公共卫生学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就能够观察到人类住的地方有何种疾病，了解这些疾病的产生与工业污染等之间的关系。

　　“将巨量数据以新的方式呈现，不仅仅是缩短时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挖掘文本中的脉络和重新解释。”项洁以历史研究为例谈到，好的数字技术，要通过文本中时间、地点、人物、关联性要素的编排和分析，让学者在检索之外，快速地鸟瞰、观察并分析大量史料间隐藏的脉络。

　　“我们说‘数字人文’，绝非‘数字’和‘人文’的简单叠加，两者之间也不是相互依附的关系。”陈静表示，数字技术固然开启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但如果没有传统人文研究的积淀，没有回应、拓展人文研究经典命题的意识，新技术就无法引领人文研究迈向真正的创新。

　　“数字技术和新媒体走入我们的生活已经几十个年头。然而，要走出一条数字技术与人类思维的兼容之路，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绝非易事。”项洁表示，在大数据时代，人文研究迫切需要从大规模的数据中挖掘出有效的信息，借助数字技术找出复杂信息中的有效内容。无论是文本挖掘、统计应用，还是其他数字工具，都是“双刃剑”。文本挖掘出的线索是有限的，统计取样不可避免存在不够全面等问题。此时，学者本身的学术训练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学者需要掌握科学方法，不断改进技术，更好地助推人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