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非洲裔人口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居住隔离是一个普遍现象，通常人们将其归因于个人偏见、收入差距、非洲裔自我隔离、银行和房屋中介公司等私人机构的行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与教育政策专家理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对这一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提出挑战。他认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才是种族居住隔离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政府的纵容和推动，私人部门的种种因素即使存在，也远不会有如此多的实现机会。6月8日，罗斯坦在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介绍了他的新书《法律的颜色：关于美国政府如何隔离国民的被遗忘的历史》，并就美国种族居住隔离问题进行了阐释。

　　公共住房条件恶化

　　罗斯坦将因私人行为导致的种族居住隔离称为“事实上的隔离”，因国家行为导致的种族居住隔离称为“法律上的隔离”，而后者是违反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法律上的隔离”的一大成因是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将公共住房变成了非洲裔聚集的城中贫民区。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对公共住房的印象是：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密集高层楼群，缺少运动场地、公园等公共设施，犯罪活动和毒品随处可见，居住着许多非洲裔或西班牙裔单亲家庭。然而，在20世纪中期公共住房兴建时，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公共住房主要针对的是工薪阶层和中下层白人家庭，政府补助很少，运营成本计入租金。公共住房建设初衷是为那些有能力负担条件尚可的住房但因房源不足找不到住处的人提供居所，而不是作为给予贫困人群的福利。

　　联邦政府首次兴建的公共住房是一战期间建设的国防工人住宅，但不面向非洲裔，尽管某些国防工业中心地区有大量非洲裔工人。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非洲裔家庭和中产白人家庭都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一是因为“大萧条”时期只有富人有能力购买或租住新公寓，房地产开发商没有为其他群体建设住宅的驱动力；二是因为二战期间建筑材料都被征收用于军事活动。为解决住房问题，罗斯福政府首次为没有参与国防工作的平民兴建公共住宅，然而，有的将非洲裔住宅与白人住宅分开，有的彻底将非洲裔排除在开发项目之外。20世纪中期，白人家庭纷纷向郊外的“纯”白人社区迁居，为他们建的公共住房出现许多空房，政府开始向急需住所的非洲裔居民提供空房，并兴建专门面向非洲裔的公共住房，但这些新建住房基本都位于已经形成种族居住隔离的地区。

　　房地产行业最初就强烈反对公共住房，声称这是对私人企业的威胁。在其影响下，新的联邦法规和地方法规严格限制公共住房租户的家庭收入上限，导致许多中产非洲裔和白人家庭被迫迁出。20世纪60年代末，公共住房变成了“穷人的仓储系统”，公共住房的条件迅速恶化。政府只向需要大量补助的家庭开放公共住房，但不出资改善公共住房的条件。而中产家庭流失也意味着租户群体的政治力量损失。同时，随着城市去工业化，就业岗位减少，城区内非洲裔居民更加贫困。由此，公共住房的条件和名声一落千丈。

　　非洲裔难以摆脱困境

　　二战结束至1973年，美国工薪家庭和中产家庭的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增长了近一倍，但对非洲裔而言增长高峰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出现。1973年至今，美国各种族/族裔的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增长基本停滞，而独栋住宅价格飙升。1973—1980年，非洲裔美国人工资中位数下降了1%，美国平均房价上升了43%；1980—1990年，非洲裔美国人工资中位数再降1%，房价再升8%。当政府最终允许非洲裔居住在以白人为主的城郊社区时，购房机会窗口已经关闭，许多非洲裔工薪家庭已无力承担高额房价。由于房产可以继承给后代，种族居住隔离使种族财富差距扩大。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帕特里克·夏基（Patrick Sharkey）曾在他的书中提到，低收入非洲裔美国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连续几代都居住在贫困社区，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更差。13—28岁非洲裔年轻人居住在贫困社区的概率为66%。贫困社区的青少年缺少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年人角色榜样，易接触到暴力，缺乏图书馆、书店、诊所等生活设施和服务，难以入读师资和设备良好的学校，家庭条件较差，这一切都不利于他们在学校和工作中的表现，进而更难摆脱贫困。

　　种族居住隔离不仅损害非洲裔的权益，也对美国国家整体发展有害。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或是源于种族居住隔离，或是因种族居住隔离而变得十分棘手。在处理有关公共议题的合理争议时，还要应对不同种族背景居民间因互不了解带来的挑战，这加剧了政治和社会冲突。隔离造成的种族极化侵蚀了美国政治，种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和议程受到白人工人阶层的欢迎；白人为将自己对种族居住隔离的接受合理化，对非洲裔遭遇的不幸形成了过于不宽容的评判，跨种族政治联盟愈发难以形成。经济上，种族居住隔离削弱了财富生产力。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种族居住隔离使白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优越感，阻碍了其自我挑战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