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一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京文回顾了他半个多世纪追求真理、报效国家的学问人生。84岁的李京文坐在一把椅子上，从自己的家庭、求学经历、工作经历逐一谈起。

　　逐步坚定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志愿

　　1933年，李京文出生在广西陆川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耿当过小学老师、大学副教授，曾参加中共地下党，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母亲在工厂工作，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李京文幼年的时候，虽然家境贫寒，但在父亲的引领下，从小酷爱学习，性格沉稳内敛。这样的习惯和气质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

　　1951年，李京文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1953年被选派留学苏联，就读于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今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1958年毕业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谈到为什么选择经济学时，李京文告诉记者：“我少年时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所以高考时同时报了南方一所大学的文学系并被录取了。但到底该往哪个专业方向走，当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个时候，家里人告诉我，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搞经济建设，学经济是大有前途的。我感觉很有道理，于是去了武汉大学经济系。从此，在多年的学习、积累和历练中，逐步坚定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志愿。”

　　受益于留学苏联的经历，李京文回国后曾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等单位工作，但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做学问。他说：“我个性好静，能坐得住。而且我一直认为，用学识著作培养下一代、影响社会是件神圣的事。”在这一想法的驱动下，他主动申请调到科研岗位，后来如愿以偿，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任首任所长。这一关键的改变，带来了李京文学术事业的腾飞。

　　多年来，李京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六项，是中国第一位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学者，还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在人们眼中，李京文是著作等身、名扬国际的经济学大家，但他自己总是很谦逊，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连称“受之有愧”，说做得仍“不够多”、“不够好”，“对事业有一些追求还没有做到位”。

　　李京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培养了上百位博士研究生，学生们学成后分散到各个岗位从事经济学研究或经济管理工作。李京文看淡个人荣誉，却常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骄傲，关心他们的成长与发展，经常给予切实的指导和帮助。

　　在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领域深耕

　　投身学术后，李京文如鱼得水，始终活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结合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遇到的新问题，不断进行学术创新。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又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在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两大领域卓有成就。

　　中国的技术经济学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李京文介绍说，技术经济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而成的一个交叉学科，着重研究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例如投资项目的前景、投资金额的确定、产能布局优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仅凭定性分析就能解决的，还要用一些严密的数学模型进行准确、精细的定量分析，以寻求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最佳结合。他说，要做好技术经济学课题，就需要掌握数量经济学这一重要量化工具。目前，中国的技术经济学与数量经济学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能够较好地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一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知识与技术积累；二是由于不迷信西方某些抽象的“黑板上的经济学”，中国技术经济学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从实践中来，切合实际，具有较强的预测力和应用参考价值。

　　李京文为创建中国技术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专著《技术经济理论与方法》是我国技术经济与管理的奠基著作之一，也被国内外同行认为是代表中国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一部高水平著作。他还曾领导所内外的学者在国内首次系统研究技术进步的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的相互作用，并提出测算我国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方法。他主持的课题“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成果成为制定我国第一份产业政策的重要参考，获得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京文长期致力于科技进步、生产率、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评估、工程管理、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规划等领域的研究。他带队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论证理论与方法，采用科学方法对中国经济的年度表现与长期走势进行观察预测，对产业结构与地区发展进行跟踪研究，主编和指导了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蓝皮书”，为公众和国际社会理性认识中国经济提供了权威材料。他曾主持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超大型工程的技术经济论证，为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李京文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他回忆，在参与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领导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时，“我被指定分工负责‘中国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问题’的研究，包括中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情况和特点，我国开发自然资源的成就与问题，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战略方针以及主要措施四方面问题”。后来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李京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清楚认识和创新性看法。

　　走在经济与科技发展前沿

　　如今的李京文仍然不改初心，密切关注着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最前沿，笔耕不辍，用自己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对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提出独到见解。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推行，互联网与各个产业领域的融合日益深化，如何抓住互联网提供的机遇，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是李京文近几年思考的重点之一。他说：“互联网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一种新形态。大力推广应用互联网，尤其是推动互联网与农业、制造业、文化、教育、医疗等传统产业的结合，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益，形成新业态、新模式。把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用于经济建设，可以节约资源，实现节能减排，促进转型发展。促进‘互联网+’在各个领域的应用，要特别重视培养年轻一代的网络素养，以及在广大农村地区推广普及互联网思维和技术。”

　　如何借助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的形势，提升我国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是李京文正在认真思考的另一重大问题。对此，他表示，标志性的科学成果和主导技术往往具有颠覆性特征，而且均对解放生产力、推动文明演进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加大对前沿科技的投入力度，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加紧布局，并相继在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取得突破。这些重大创新成果同样显现出颠覆性力量，正在催生一批新兴产业，引领新的产业革命，带动全球实体经济开启新一轮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发展。

　　李京文联系中国的情况分析道：“客观地看，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不断投入和持续积累，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一些前沿领域与发达国家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基本具备同步竞争的能力。历史经验表明，每一轮颠覆性创新爆发都是新产业集中孕育的时期，也是国际竞争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但同时战略机遇的窗口稍纵即逝。目前，主要工业化国家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差距不明显，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更容易‘轻装上阵’，重点突破，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赶超。”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更是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主阵地，李京文十分关注制造业强国的建设。他说：“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在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征途上，传统意义上的距离正在消失，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现成经验和目标可以模仿或追赶。能够影响未来的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中，发达国家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势必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领域的尖端技术、核心零部件和重大装备，我们是引不进、买不来的，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加快角色转变，从追随者转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