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经济理论，不论它如何逻辑严密与趋于完美，如果不客观看待它的发展历史，就不能充分理解它现在的优势。而过去的理论在解决什么问题上成功了？为什么成功？如何成功的？反之，失败的原因何在？围绕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多个话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拓宽研究对象和范围
经济思想史主要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的产生、发展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颜鹏飞认为，经济思想史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因而，如何打通经济思想史、经济学说史、狭义政治经济学史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史之间的界限；如何打通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之间的界限，突破时空的障碍、各学科间的藩篱、意识形态的障碍和局限性；如何拓宽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探讨经济思想史演变的规律等，是经济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在研究对象上存在三大缺陷。其一，是偏重于系统的经济学说，忽视那些曾经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却不成系统的甚至还有待于加以总结的经济思想。其二，是偏重于对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忽视经济思想反过来对经济政策制定和具体经济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三，是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研究传统重视不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提出“新经济思想史”的设想：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由经济学两大研究传统和三大理论体系所构成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研究传统；重点研究发达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思想史；增添以现实观察和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作为研究内容，等等。
拓展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经济学理论及分析手段、分析方法在不断地应用于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霖表示，应进一步拓展研究方法。他举例说，在解释某一具体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时，可采用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结合的方法，还可采用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有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而在对经济思想进行评论，特别是对已投入现实运行的经济政策、制度进行评估时，更可采用实证与案例的方法，对其绩效进行检验。这样效果将更为直观，对于经济思想的研究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补充。
“比较法、数学分析法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国外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将为相关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严清华认为，应吸纳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外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与多领域学者协同研究，以实现学科优势互补和各类专业知识的交融，拓新、拓宽、拓深经济思想史研究。
贾根良介绍说，当前，长期具有支配性影响的辉格史方法遭到批判，“理性重建”和“历史重建”的两分法也有很大缺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仍需要进一步强化。他表示，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察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还要考察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多年前，贾根良建议进一步发展“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批判性地继承传统理论。
将经世致用作为研究目的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国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继承这种优良传统，将其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目的的创新。”贾根良表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具体的理论命题，以提供智力支持。因此，经济思想史学科只有为现实服务，即服务于经济理论的创新、服务于解决中国重大经济问题，才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现实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程霖建议，在挖掘、整理、展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的同时，要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联结起来，发挥其以古鉴今、经世致用的功能。
当前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经济政策思想史、经济发展思想史、经济改革思想史、经济文化思想史、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哲学思想史、教育经济思想史、军事经济思想史、生态经济思想史等研究将会成为促进经济思想史发展新的‘生长点’。”严清华介绍说，如“华人经济圈经营管理思想研究”、“海外华商文化”、“东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模式”、“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管理”、“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等新兴边缘学科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
在未来的研究重点上，贾根良建议，首先，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进行研究。探讨历史上的这些政策工具、制度措施以及作为它们基础的经济学说，在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否仍然有效。是否需要扬弃或者根据新的条件加以修正和发展。其次，重点研究经济思想史中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但对经济理论的未来创新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思想。最后，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本土经济思想传统之间共同的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灵感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