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30日，“纪念辛亥革命10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科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武汉大学台湾研究所共同主办，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辛亥革命·21世纪的中国”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表示，辛亥革命推倒了皇帝的宝座，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历史的进步。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政治体制、对外关系、社会经济、教育文化、风俗观念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性进步打开了闸门。

　　近代史研究的发展缩影

　　今年是辛亥革命105周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缩影。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竞相编辑孙中山全集以及年谱等资料性文本，相关的研究论著更是汗牛充栋。从1981年开始，大陆学术界逐渐形成了逢五逢十周年在武汉、中山召开高规格学术研讨会的传统，这些研讨会成为检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

　　据《广东社会科学》总编辑江中孝回忆，198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为数不多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参与的研讨会，如今仍活跃在近代史学界的学者，大多是那次会议的参与者。进入21世纪以来，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也随着国内史学而发展变化，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等研究视角与方法的转换，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但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仍然不可避免地在“冷却”中。江中孝表示，从前不久公布的“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入选论文名单中可以看出，不少学者、研究机构已逐渐淡出，这与国内史学平台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孙中山研究历经“显学”之后进入沉淀期有关。

　　在江中孝看来，这样的“冷却”对孙中山研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说，“显学”过后必然是冷静的反思与再突破，只有从容地坐孙中山研究的冷板凳，才能从资料、基本事实等问题入手，将研究做到细致深入。

　　史料挖掘空间广阔

　　尽管有些学者已经逐渐淡出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领域，但仍然有不少学者坚持在这一领域耕耘。在今年即将出版的多种孙中山研究相关文献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新文献的搜集与学术史的梳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对记者说，在清末民初的报纸刊物中，有很多关于辛亥革命志士的事迹介绍，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仁人志士也有记录。他认为，把这些资料都集中起来，将有力推动关于革命志士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所起作用的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少军提倡进一步发掘日文史料。他建议学者关注日本驻华机构、日本海陆军记载的有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经济形势、辛亥革命行动的报告。此外，日本在通商口的邮局、日本驻华企业等机构也曾出具有关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报告。

　　广东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也是孙中山研究的重镇之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金超刚刚和海内外同仁完成《孙中山研究综目（1990—2015）》一书，他告诉记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彦近20多年以来搜集孙中山文献不辍，今年11月，他主编的《孙文全集》即将出版，内容较之前的孙中山资料搜集扩充不少。中山市社科联历时五年采访编写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在文化史上的意义，与孙中山研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一样不可限量。

　　张海鹏提出，在孙中山生活的时代，社会形势纷繁复杂。孙中山本人活动的范围也非常大，所来往之人既多且杂，相关史料层出不穷，目前已发掘和整理的仅仅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资料等待研究者去发现和搜集。仅从史料搜集的角度看，孙中山研究可以长期做下去。

　　对于关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学者来讲，史料的搜集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杰认为，孙中山研究应该在新史料发掘、伪史料考订、旧史料新解三个层面提升。他说，与孙中山“主体”史料的发掘相比，“客体”史料的开发令人眼界大开。对孙中山早年生活环境史料的搜集仍然是薄弱环节，与孙中山相关人物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也相对匮乏。在伪史料考订方面，迄今未见有分量的史料辨伪专著。在史料新解方面，要从大范围、长时段中把握，从书生、理想家、革命家、医生等多个侧面研究孙中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罗福惠对记者说，从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记忆史等角度研究广义的辛亥革命成为当前热点。这类研究，对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有很大作用。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眼中，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在视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仍值得继续探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负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