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开始，G20便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同时也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的显著标志。G20杭州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彰显了各成员国努力尝试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推动世界经济新增长的共同愿望。

　　全球贸易与投资增速放缓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压下，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陷入持续性停滞，发展中经济体也被迅速卷入危机中。为提振本国经济，各国普遍利用各类措施保护贸易和就业、刺激投资等。

　　第一，全球贸易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测算，从1995年至2007年，全球货物出口年均增速为8.75%，2008—2015年仅为0.34%。其中发展中经济体分别为11.5%和2.24%，发达经济体则分别为7.14%和-0.75%。很显然，发达经济体贸易下降加速了全球贸易的下滑趋势。

　　除了经济萧条导致进口萎缩外，各国借以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而高筑的各类新型的保护贸易壁垒，也使得危机冲击下增长乏力的全球贸易雪上加霜。2012年，联合国发布了历时5年完成修订的最新版非关税措施（NTMs）的分类标准。新的分类标准包括两大类、16章，共140多种具体措施，涵盖技术性措施（如卫生及环保措施）、传统的商业政策工具（如配额、价格控制、出口限制措施）和其他边界内措施（如竞争、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政府采购或分销限制）。这一标准相比1994年贸易控制措施编码系统（TCMCS）所涉及的措施种类大约超出40%。这是新贸易保护措施强化、细化、复杂化最有力的证据，也为各国实施“自利性”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纷繁复杂的借口。另外，根据WITS统计，2008—2015年，G20成员共使用各类NTMs 782次，其中，发展中成员使用462次，发达成员使用320次。事实证明，这种“以邻为壑”的保护策略在招致贸易伙伴“以牙还牙”式报复的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内部的就业和增长等核心问题。

　　第二，购债降息等宽松政策并没有刺激投资增长。2008年以来，全球主要央行降息已超过670次，在购债降息的刺激下，全球经济仍然面临有效投资不足、整体复苏乏力的困局，且面临流动性泛滥的风险。2008—2015年，全球FDI流入规模年增速仅为2.4%，2008、2009、2012及2014年的年降幅均高达10%以上。2015年，FDI流入增速虽然高达38%，似有强势回归之势，但如果扣除7210亿美元的跨国并购交易额这一最主要拉动因素，增速仅为15%。FDI投资回报率从2014年的6.7%跌至2015年的6%；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增速为2.5%，其中G20发达经济体成员增速为0.27%，仅为危机前2000—2007年均水平的1/10。危机后G20的年均失业率增加0.79%，其中发达经济体增加2.27%，发展中经济体虽有所下降（-0.68%），但依旧难改颓势。

　　整体而言，全球经济脆弱、消费需求萎缩、投资者对政策的不确定、地缘政治风险提高等因素共同导致全球贸易投资的困局。2015年，各国新出台的投资政策措施中，85%涉及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15%涉及限制性或管制措施。这一方面体现了各国在多个层面强化可持续的国际投资治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各经济体仍存在较多人为设置的投资壁垒。远期来看，相互之间存在较大提升合作的空间。2015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扩大《信息技术协定》产品范围谈判”达成全面协议。这是世贸组织自1996年以来首次通过的重大减免关税协议，在全球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泛滥的背景下，显得意义非凡，但又充满不确定性。以TPP为代表的区域性贸易协定有意实施小范围区内高度开放、区外严格保护的双重标准，显然与WTO力主落实《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导向相悖，势必对区域间贸易增长造成重大冲击。

　　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高度一体化的要素和商品流通体系借助全球价值链将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任何个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当前，通过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增长，各方应力求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摒弃保护主义，坚持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贸易与投资原则。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源于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原因的不同理解。持保护主义观点的经济体普遍认为进口贸易，尤其是逆差状态下，将导致失业增加和增长乏力，而保护措施则可以提高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拉动就业。实则不然，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体系下，贸易投资高度一体化，中间品环节过多的贸易摩擦和保护性措施必将导致贸易成本的累积、放大和转移，最终会以乘数级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抬升国内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成本，降低进口经济体的福利。2016年G20贸易部长会议已经批准了《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并决定尽快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此举有助于构建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政策环境，有利于重塑透明开放的全球价值链，促进贸易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

　　第二，确立区域联动机制，坚持合作共赢和互联互通的贸易和投资原则。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400多个区域性贸易协定，这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区域内缔约方之间贸易投资关联；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区域之间明显的价值链割裂和不兼容，有些甚至实施高度歧视的区域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及TPP对大部分纺织品均实行“纱后原则”（yarn forward）的原产地规则，即只有以NAFTA 或TPP成员方生产的纱为原材料制作的纺织品和服装才能享受相关的优惠关税待遇。该原则将导致区域价值链的割裂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而降低区域的福利水平。通过确立区域联动机制，在区域间提供互联互通的促进贸易投资的公共产品，有利于排除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消除区域价值链壁垒，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第三，力推结构性改革，通过系统创新激发贸易投资新活力。从微观治理层面讲，实践证明，单一的宽松政策难以冲破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障碍，总的方向应该是支持创新，放松管制，鼓励竞争，扩大开放，激发贸易投资新活力。从宏观治理层面讲，结构性改革应该改变单一国家主导、单一区域支配的局面，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引入新的治理机制和制度规则，增加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发挥新兴市场在复苏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各国在经济衰退中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制定规则的出发点和利益诉求不同，短期找到各方利益再平衡的“最大公约数”存在一定难度，结构性改革的执行障碍不可小觑。

　　纵观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贸易投资陷入困局，复苏之路坎坷。世界各国，尤其是G20成员，必须同心协力，以包容和共赢的心态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实现区域联动，共建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机制，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