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历史学数字化趋势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公共史学家开始借助电子媒介技术，让历史学走进人类的多元生活。近日，就历史学数字化等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际公共史学联合会主席、意大利欧洲大学学院教授瑟奇·诺瓦雷。

　　公共史学家与公众互动更强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公共史学开辟了哪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和史学应用路径？

　　诺瓦雷：如果将传统史学家看作是“学术历史学家”，公共史学和传统史学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公共史学家力图走出大学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牛津大学的一批历史学家最早开始推动公共史学的实践。他们走出校门，与社会其他群体进行更多的互动，并借此寻求他们的记忆，共建历史。比如，当时的公共史学家为了研究工会，通过邀请工会成员到学校的方式，了解他们的过去、家庭以及社会活动等。公共史学家会将他们与其他群体互动所得出的结果与其研究成果相结合。相比而言，传统史学家更多是各自独立完成研究，最终完成的著作成果往往只是被同行阅读。

　　总的来讲，公共史学家的活动与公众的互动性更强，传统史学家可能不是特别关注公众对历史的意识。虽然一些传统史学家在电视或广播采访时发表些个人观点，但他们很少通过其他方式与大众沟通。公共史学家在与其他学科合作并开展一些服务公众的工作时，会把自己的知识融入其中。当然，公共史学和传统史学也有共同的学术规范，他们面对的都是原始资料，并将这些原始资料放到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

　　以新的方式讲述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化时代主要在哪些方面给当代历史研究带来了改变？

　　诺瓦雷：现在历史学中出现了一种数字化转型，比如说如何教历史、如何和图书馆的档案进行互动、如何使用这些图书馆的档案等。当然对历史学研究或对传统史学来讲，现在还有很多工具、还有很多数字方法没有得到应用。到底是带来了一种变化还是一场变革，人们对此意见不同。从我的角度来讲，数字化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丰富了史学家了解一手资料的各种途径。学者利用网络了解并接触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各种各样的数量庞大的资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参加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提出“数字化公共史学”概念，数字化为公共史学发展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诺瓦雷：现在有更多新的渠道找到新材料，对今天和未来公共史学的研究都非常重要。网络技术和平台为数字化公共史学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是网络的使用者，在网络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留存个人的记忆。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种新的领域，在由专业学者、历史学家建构的历史之外，还有一种非专业人士即每个人在网上创造的历史。所以在此，关于历史和记忆方面出现了模糊的范畴。学术研究又该往哪个方向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历史与记忆的融合方式。

　　为什么数字记录的公共历史如此重要？数字化历史能够让大家在学术以及公众方面都有所贡献，通过个人参与创建历史，能够很好地帮助学者汇集集体的记忆。比如在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同时，大家分享一些照片或者当时的信息。以大众集中收集资料的方式，同时也向每个人，不仅是史学家提供资料，又被称为“云收集”，也是公共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个新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把储存在不同地点的资料整合起来，并进行数字化保存。法国有一个汇集诺曼底照片的网站，其中很多二战时期的照片都是公众提供的。大家在研究的时候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物是谁、拍照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然而，通过现在的技术就可以在网上向公众征询是否可以识别相关信息。很多公众群体参与到该项目中。公众帮助公共史学家建立新的知识体系，也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讲述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公共史学联合会在推动公共史学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诺瓦雷：国际公共史学联合会是国际历史学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建于2010年。201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了联合会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此次来济南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并主办分会场，是联合会的第二次国际会议。2016年6月，联合会将在哥伦比亚举行第三次国际会议。国际公共史学联合会的理念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宣传公共史学，包括公共史学涉及的各个方面的技能、理念和可能性。力求让大家了解历史对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重要性。

　　除了与公众群体的互动以外，公共史学家还做了一些项目，比如在高校里培养一批未来的公共史学家，以便于他们走进社会后更好地与社会公共群体进行互动、研究。据我了解，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共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