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哲学研究史上，只有三部通史性质的中国哲学著作，是真正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与原创价值的。第一部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二部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第三部是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仅仅完成了半部，但是它奠定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牢固基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人物思想为纲，分成两篇。第一篇子学时代，从孔子讲到淮南王刘安，主要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第二篇经学时代，从董仲舒讲到康有为，主要评述汉代到晚清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以问题解析为纲，共计50多万字，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部分，通过引证极为丰富的原始资料，把中国哲学家所讨论的主要问题集中起来，分别叙述其渊源及变化情况，特别重视从古代哲学的固有体系来进行分析与研究，以显示中国哲学的条理与系统，因而成为一部中国哲学问题史。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撰写于1935年1月，完成于1936年7月。冯友兰审阅之后，予以充分肯定，并且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然而，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全面抗战开始，《中国哲学大纲》的出版计划被迫中止。由于张岱年未能跟随清华大学南迁，因而只能继续留在北平。1943年，北平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邀请张岱年到校任教，《中国哲学大纲》作为讲义亦于1943年由中国大学印行。1948年，商务印书馆旧事重提，第二次告知张岱年准备出版《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张岱年还专门做了一些修改补充。后来，出版计划又被搁置。直到1958年4月，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了《中国哲学大纲》，署名“宇同”。1982年8月，《中国哲学大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署名“张岱年”，向国内外发行。《中国哲学大纲》于1974年在日本出版了日文译本，1992年在中国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1996年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岱年全集》第二卷。

　　现所发现的几份与1958年出版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一书有关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张岱年与商务印书馆往来的书信手稿。其中有便条1张、高等教育出版社收文登记卡6张、商务印书馆草拟的给张岱年的信件草稿3张、张岱年给商务印书馆的书信原件3张，所有材料一共有13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岱年致商务印书馆的三封书信。这些文献资料，并不是当时张岱年与商务印书馆就《中国哲学大纲》往来的全部书信，但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研究史，特别是探讨张岱年的生平事迹与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954年初，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共同组成高等教育出版社。大约在1956年的时候，商务印书馆检查库存的旧纸型，发现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的纸型完好无损，第三次决定出版此书，并且迅速地与张岱年进行联系沟通。喜出望外的张岱年仔细校对了书稿的清样，并且于1957年2月28日撰写了“新序”。1957年3月11日，商务印书馆给张岱年发出了这样一封信（商编字第969号）：

　　岱年先生：

　　大著《中国哲学大纲》校订清样及“重印后序”都收到了。在付印前，我们拟就校订清样再通读一遍，如有意见，当再向先生请教。特复，此致

　　敬礼

　　         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

　　                      3月11日

　　1957年12月23日，商务印书馆又给张岱年发出信函（商编字第1082号）：

　　岱年先生：

　　大著《中国哲学大纲》，经我们考虑，认为作为中国哲学史的材料，对读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所以决定本月内发厂挖改。新序一篇，待排出后当送请作最后的核定。特此函征同意，尚希惠复。此致

　　敬礼

　　      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

　　12月23日

　　当时，张岱年接到来信之后的兴奋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很快就在1957年12月26日写了回信：

　　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的同志们：

　　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函敬悉。同志们既然认为拙著《中国哲学大纲》作为中国哲学史的材料对读者还有一定的用处，决定发厂挖改付印，我也同意。专此

　　奉复。此致

　　敬礼

　　张岱年

　　12月26日

　　1958年2月12日，张岱年又给商务印书馆发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商务印书馆编审出版部的同志们：

　　一月十六日来函敬悉。拙著《中国哲学大纲》的校订及新序撰写工作本可于二月十五日完成。乃因近来有其他临时任务，不得不推迟数日。二月二十三日一定将增订本及新序送上。尚希鉴谅为荷！此致

　　敬礼

　　张岱年

　　二月十二日

　　1958年2月28日，张岱年再给商务印书馆发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商务印书馆编审部同志们：

　　拙著《中国哲学大纲》的校订清样已于二月二十三日送上。今更将“重印自序”稿送上，即请

　　审阅为荷！顺致

　　敬礼

　　张岱年

　　二月二十八日

　　在张岱年致商务印书馆的三封书信当中，最有史料价值而且值得注意的，就在于张岱年撰写“新序”的时间上。《中国哲学大纲》一书在1958年出版的时候，除了1937年2月3日的“自序”以外，张岱年在书里还加写了一篇《新序——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该序长达9000多字，被公认为是张岱年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对中国哲学史以及对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进行重新思考的一篇重要文章。如果说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的“自序”，主要说明的是该书的范围与该书的方法，字里行间充满了自信的话，那么“新序”的基调则使得整篇文章显得诚惶诚恐，主要说明的是这本书写成于20年前，由于当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深刻的认识，不可避免存在着四个最显著的缺陷，至于较小的错误与偏差就更多了。当然，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某些见解前后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新序”中，张岱年认为自己这本书的价值，一是对中国古典哲学问题的材料做过一定程度的整理，二是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与解释。

　　因为这一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的“新序”，末尾注明的完成时间是1957年2月28日，所以几十年来，专家学者通常都是以这个时间点来进行有关的分析研究。然而，从张岱年给商务印书馆的书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最初张岱年的确是在这个时间完成了“新序”的写作，并且把它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但是后来他又做了大量的修改，甚至有的内容可能重新写过，修改之多甚至影响到“新序”最后定稿的时间。由于他没有再修改“新序”的撰写时间，导致人们容易误解“新序”就是完成于原来的那个时间点。这一点本来不是个事情，但问题在于从1957年2月到1958年2月，受当时的“反右”运动波及与影响，张岱年对一些哲学问题的认识，前后可能有所差别。

　　1958年2月，陈翰伯被任命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1958年4月，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也恰好是在1958年4月，《中国哲学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