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实体达用”为理论框架、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涵的哲学学说，其思想肇始于宋代，明清之际达到高潮，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中介和桥梁。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葛荣晋先生。

　　1实学精神：崇实、求真、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中国实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了一届常务副会长和两届会长职务。请问实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实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葛荣晋：中国实学是针对宋元明清“虚学”（“空寂寡实之学”）的社会弊端而提出的一种“实体达用之学”。所谓实体，一是主张以“气”为宇宙实体，二是提倡实性论、实功论和实践论的心性实体。所谓“达用”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经国济民的“经世实学”；二是探索自然奥秘的“实测之学”，也叫“格物游艺之学”。

　　中国实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文化思潮。虽然古代实学的有些思想已经过时了，但它所包含的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推动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建设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践行者，继承了中国实学的优秀传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空谈误国”的历史教训，提倡“三严三实”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实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这说明，中国实学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开发、宣传、推广，使之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

　　2中国实学：“实体达用之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向读者描绘一下您的实学研究之路？您已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葛荣晋：按照时间顺序和研究重点，我的实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5年至1989年，以《明清实学思潮史》为代表的明清实学研究阶段。该书由陈鼓应、辛冠洁和我任主编，我负责拟定编写提纲，组织全国学者编写。

　　我们在肯定“早期启蒙思潮”、“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地主阶级改革思潮”和“经世致用思潮”等传统说法的合理成分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明清实学思潮”的新观点。经过五年的通力合作，反复讨论修改，以人物为纲的《明清实学思潮史》最终于1989年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计126万字。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至1994年，以《中国实学思想史》为代表的中国实学研究阶段。《明清实学思潮史》出版后，我开始由明清实学转向研究中国实学思想。在探讨和研究中，我逐步认识到中国实学就是一种“实体达用之学”。基于这一新认识，我组织同道者以专题为纲，开始编写《中国实学思想史》。

　　我在反复思考和征求同道者意见的基础上，列出编写大纲，不断修改和补充，经过五年的辛勤劳动，由我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三卷本）共计135.8万字，最终于1994年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界高度重视。报刊纷纷发表书评，称它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实学思想史，填补中国学术史与东方实学研究空白的学术专著”，既是“对中国十多年实学研究的一次总结，又为未来的实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和新方向”，“在中国实学研究领域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等。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韩国著名学者柳承国教授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实学思想史》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2002年，以《韩国实学思想史》为代表的东亚实学研究阶段。《中国实学思想史》出版后，我出于当时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从中国实学延伸到东亚实学研究。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基金会的资助下，我萌发了研究朝鲜实学的念头，并开始了《韩国实学思想史》的编写工作。

　　经过多年的撰写和修改，由我主编的《韩国实学思想史》于2002年1月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0.1万字，同时它也是中国人根据自己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撰写的第一部系统阐述朝鲜实学思想的学术专著，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在中国实学研究会的大力推动下，我和实学同行召开了数十次国内外实学研讨会，编撰出版了数十部实学论著，包括《晚清经世实学》、《实学文化与当代思潮》等。

　　3中国管理哲学：“以人为本”、“正己正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实学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中国管理哲学体系。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特质是什么？

　　葛荣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不同于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从这一基本社会现实出发，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也不能全盘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必须尽快按照时代的社会需要，建构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

　　由于东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对“什么是管理”这一问题的回答也不尽相同。西方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种注重自我价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

　　以法约尔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管理活动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多数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但西方管理强调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标，偏重从管理程序和职能来界定管理的本质，认为管理学只是如何管理别人，却忽视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这就势必会在管理场中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

　　中国人对管理本质的认识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是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和谐的“价值理性”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所以中国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德性”文化，把管理的本质规定为一门大写的“人学”。

　　尽管儒学、佛学、道学的管理思想不尽相同，但对管理基本特质的看法却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管理哲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这是中国人对中国管理哲学本质的科学解读。中国管理哲学的原则、模式和手段都建立在“人学”的基础上。中国管理哲学中所谓的“人”，不是被物化了的“机器人”或“经济人”，而是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认为管理是始于“正己”而终于“正人”的过程。“人”是中国管理哲学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这一命题，是从体用相结合的哲学高度立论的，不同于西方的管理科学。孔子曰：“政者，正也。”“正”即“正人”，既“正己”又“正人”。所谓“正己”，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自己的内在道德素质，树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成功进行“形象管理”。

　　在管理场中，管理者是主体。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正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管理水平与管理艺术，实施有效的成功管理。“正己”是“体”，“正人”是“用”，这是中国管理哲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中国管理学既讲“道”，又讲“艺”，是一门真正科学的管理哲学。

　　因此，中国管理哲学强调管理主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强调首先管好自己再管理他人。这是东西方管理学的一个本质性的区别。如果不从中国管理哲学这一特质出发，而是按照西方管理学来剪裁中国管理学，势必会忽视中国提倡和重视的“正己”的“自我管理”，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从而将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一种附庸，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4“无为而治”：中国式管理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谈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那它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葛荣晋：中国管理哲学的基本模式，归根结蒂分为两大类：一是“有为而治”，二是“无为而治”。“有为而治”的管理模式，主要是指以儒家为代表的“以德治国”的柔性管理、以法家为代表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刚性管理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智性管理。“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是中国最具特点的管理之道。

　　在中国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首先提出的，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解读却不同。

　　从现代管理学角度出发，道家的“无为而治”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 对管理主体而言，所谓“无为”，就是如何通过道德修养使管理主体具备“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不言”等高尚品格，以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管理境界。

　　第二， 管理方法上，相对于兵家的“以智治军”、法家的“以法治国”和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有为”型管理模式，道家主张以“道法自然”为基石的“无为”型管理。“无为而治”并非是管理者无所作为的懒汉哲学，而是一种“无为”型的科学管理模式，探讨管理主体何者“有所为”，何者“有所不为”。在管理场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有为”与“无为”的关系。

　　第三，“无为而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最高管理境界。《老子》第三章云：“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这里，“为”是管理目的，“无为”是管理手段，“无不治”是通过“为无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一种以最小的管理行为获取最大管理效果的高超管理，也是一种让管理主体从烦琐事务中解脱出来的人生艺术。道家的“无为而治”是管理主体、管理方法和管理境界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将它只局限于管理方法而忽视管理主体和管理境界，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应当加以克服和纠正。

　　儒家的 “无为而治”，是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科学管理思想。“德修于己”、“逸于得贤”的思想与现代管理学的“形象管理”、“分级管理”等原则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儒家所讲的“必先有为而后至于无为”，主要内涵有两点：一是从“懋于修己”到“安于恭己”，要求管理者在“修己”上有所作为。儒家重视“修德”，强调人的“有为”重点“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在“德”与“政”的关系上，主张“以德先之”。只有“以德先之”，才能做到“政皆是德”，保证“不以智术笼络天下”，达到“安于恭己”之境界。

　　二是从“劳于求贤”到“逸于得贤”。贤明君主应在“劳于求贤”上大有作为。一旦“得贤”，即可达到“百职不戒而举，万事不劳而成，端拱凝旒，立于无过之地”的“无为”境界。这叫“逸于得贤”。可见，“尚贤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是儒家“无为而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质。

　　法家则讲究“治吏不治民”、“自神之术”的“无为而治”。主要含义有：第一，“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指出：“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要求“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第二，“虚静以待”的“自神之术”。要求明主“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去好去恶”方能使“群臣见（现）素（本色），则大君不蔽矣”。

　　黄老学派则强调“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的“无为而治”。在管理上坚持“治大者不治小”的原则，即要求管理者在“小事”上有所不为，而在“大事”上则有所为。在用人上“因材质而用众”——根据人的才能、品格差异而用人；根据人的兴趣、气质、特点而用人。

　　为了适应现代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和企业经营的需求，必须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