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创刊以来，《历史研究》在引领史学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世界史与考古学、中国史并列为一级学科，这为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契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世界史学科与《历史研究》的良性互动，推动中国学术不断走向繁荣？近日，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

　　1引领世界史学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历史研究》自创刊以来，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朱寰：今年是《历史研究》创刊60周年，作为这份著名历史期刊的忠实读者，我谨表示衷心祝贺。60年来，《历史研究》一直是我国历史学的领军刊物，为中国史、世界史的研究和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徐蓝：在中国的历史工作者心目中，《历史研究》是一面神圣的学术旗帜，引领着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方向。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每一个历史工作者，都把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视为最高的学术荣誉和追求。甚至有学者认为，只有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文，才能得到国内史学界的认可。因此，《历史研究》一直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史学刊物。

　　从世界史研究角度来看，60年来，《历史研究》发表的世界历史文章，已经从最初重点介绍和研究苏联东欧、国际共运、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关注世界范围内、从古至今、涉及中外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有关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这些成果不仅真实记录了60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曲折发展历程，而且从研究问题的提出、资料的运用、观点的阐释、理论的探索，特别是今天的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等方面，仍在引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李剑鸣：近年来，在讨论学术评价机制的改革时，不时有人抨击“以刊评文”的做法，反对以刊物的级别和声望来衡量论文价值。这固然有其道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好的刊物通常能选到更好的稿件，也能扩大文章的传播和影响。像《历史研究》这样的刊物，经过史学界长期的协力打造，早已是公认的最高学术平台，在作者、稿源、审编、版式各个方面，都有其他史学刊物无法比拟之处，形成独特的风格和优势，有很高的学术声誉。翻阅历年的《历史研究》，不难看到它确实能反映当时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对同类研究起到标杆和示范作用。例如，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罗荣渠先生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不仅当时是佳作，而且至今仍是值得研读和揣摩的范本。

　　《历史研究》与一般专业刊物不同，它没有学派旗号，也不看作者身份，只重稿件质量，能包容学术的多样性。它是中国史学界的刊物，是最优秀的史学论著的发表园地，推动中国史学发展是它责无旁贷的义务。这种全局观念和开放意识，对于今后的发展仍是至关重要的。

　　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是一份优秀刊物的生命。完善双向匿名审稿制，也是保障学术质量的制度性前提。选好审稿专家，信任审稿专家，尊重审稿专家，有助于保证稿件的质量。除发表重要的研究成果外，还可以关注学术前沿，以领域、专题、路径、方法等为中心，适当组织笔谈（圆桌会议），及时对分散的成果加以归总，对零星的苗头加以提升，对具体的研究加以“概念化”。这样，除了标杆和示范作用外，就能真正担当引领的角色。

　　2扶持新人推动史学代际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介绍您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的经过、背景，您与《历史研究》有哪些难忘的往事？

　　徐蓝：我在贵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发表于1992年第6期。这篇文章是我在1991年出版博士论文之后，选定的另一个研究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英关系”的一个问题。当时，国内很少研究二战期间的军事外交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国际关系史的一个重要且较新的领域，国际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当我完成这篇论文之后，鼓足勇气投给《历史研究》，心里一直有点儿忐忑。当时的责任编辑仔细阅读了稿件，并提出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让我看到了责任编辑的学术素养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后来，我又陆续在贵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一篇还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在纪念贵刊创刊50周年座谈会上，我的发言稿《从“西欧中心史观”到“文明形态史观”和“全球史观”——20世纪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后刊登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还被《新华文摘》转载。我始终认为，在贵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学术道路的一个新起点，它给我鼓励、信心和勇气，激励我更加坚定地在学术之路上前行。

　　李剑鸣：我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曾经得到几代编辑的扶助。不过，最初我与他们并没有很深的私交，多数人在投稿前并不熟识，他们肯用我的稿子，善意地帮我修改、提高，我想纯粹是出于学术的考虑。这也是我始终推重这份刊物、尊敬这些编辑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我只是30岁出头的初学者，有幸在《历史研究》首次发表了一篇文章。那是在大连的学术会议上，《历史研究》的世界史编辑对我提交的文章有兴趣，并提了一些修改建议。文章见刊后，居然有意外的反响，给我带来了一连串荣誉。我想，这不是因为拙文有多好，而是投到了一家好刊物，遇上了几个好编辑。《历史研究》历来有扶持新人的做法，这对中国史学的代际传承和转化是一件好事。

　　3前沿性、时代性、科学性并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国外相比，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存在哪些差距？应该如何缩小这些差距？在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应如何进一步深入？

　　朱寰：我是一名学习和研究世界历史的工作者。作为统一整体的世界历史，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门新兴学科。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世界史学科。现在，世界史已成为一级学科，但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我从事世界史研究已60多年，对这个学科的难度有许多切身体会。首先是对外国语言文字的要求极为广泛和严格，既需要掌握国外的现代语言文字，也需要懂得古代的语言文字，如希腊文、拉丁文、梵文、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等，这些都是研究世界历史应该掌握的语言文字。如果不懂得世界各国的古今语言文字，如何研究它们的历史？其次是要求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确分析世界各国的历史及不同发展阶段。最后是明显感到研究世界史的人才不足，这就要求现有的学者能够更好地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任务。

　　徐蓝：世界史在中国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学科，真正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一直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发展中汲取营养。与改革开放前特别是1949年前相比，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已有长足进步。但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差距仍很大。以国际关系史为例，这些差距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研究深度不够，主要表现在知识基础、原始资料搜集与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方面的积累不够，难以达到学术研究既要继承也要创新的高标准。其二，研究领域仍然相对集中，并以政治层面为主，从经济、军事、宗教、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分别或综合论述国际关系发展的论著，仍为少数。其三，方法论方面尚缺乏对国际关系史的跨学科研究。

　　要缩小这些差距，需要中国世界史工作者几代人的努力。要将世界史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应予以关注。第一，重视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关注国际史学界的研究动态。第二，重视学术研究的时代性。第三，重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希望《历史研究》在这些方面继续发挥影响，促进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李剑鸣：这里的“国外”大概是指欧美而言。具体如何比较，要区分不同情况。我觉得需要考虑三方面问题。第一，我们研究的世界史，落实到具体的国别和领域，同研究对象国的史学比，与对象国以外的研究比，结果是很不一样的。譬如美国史，我们同美国史学界相比差距自然很大；同美国以外的研究相比，可能也达不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水平。第二，世界史中有些领域和专题是国际通行的，如古典学、中世纪史、二战史、国际关系史；还有非洲史、拉美史等，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也不是本国史。这些方面有国际可比度，但我们的差距也是不言而喻的。第三，学术训练不完善，学术新人成长有一定的局限；虽然近年从欧美学成回国的人增多，但他们的学术潜力还有待发挥。总之，差距是巨大的，在学术原创性和规范性方面尤其如此。我们关注的问题大多是欧美学者提出并且讨论多年的问题，有些甚至是他们以无剩义可求而放弃的问题；我们使用的材料也大多是他们反复解读过的；我们在理论、方法、路径和思考方式上，还有许多欠缺和不足。

　　我们要提升水平，缩小差距，任重而道远。关键还在于不遗余力地做“好的学问”，既向欧美学术取法，也向中国史学取法。至于学科体制的变化，世界史学科地位的提升，是好事，也是考验。从研究角度说，我们要树立和强化学科意识，世界史是一个学科，包含众多二级学科和研究领域；不能仅从教科书编纂体系的角度看待世界史，更不能用历史哲学的路径来“构建”世界史体系。我们要在学科框架中做具体研究，取得较多专深而有新意的成果。

　　4自觉提升世界文明研究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世界史学科发展严重不平衡，空白点很多，一些领域甚至出现萎缩，研究队伍严重不足。您如何看待国内的世界史研究现状？有哪些不足和薄弱领域？如何加强世界史的人才队伍、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等方面的建设？

　　朱寰：谈到世界史学科当前的建设任务问题，我认为准确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文献和历史名著是一个迫切任务。对于世界古代史来说，如果不掌握有关国家重要的历史资料，就很难评论一篇文章的好坏。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历史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正式确定翻译俄国历史文献《往年纪事》。当时大家综合分析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现状，认为对各国历史的研究极不平衡。因而确定了“填补学科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的任务：在上古史方面着重抓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的建设；在中古史方面要重视对东欧拜占庭学和斯拉夫学的研究。因而选派人去希腊留学，学习和研究拜占庭史；同时派人去莫斯科大学学习古俄语，为加强斯拉夫学的研究准备力量。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开始翻译《往年纪事》，但因涉及古俄语，必须通过既懂现代俄语又懂古代俄语的专家参加译校才能保证质量。因而《往年纪事》一直延迟到2011年才出版。由此可见，外国历史文献和历史名著的翻译工作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徐蓝：古人讲：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都要有这样的境界和准备，并用这样的境界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造就合格的学术人才。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学术规范教育，不但要让学生懂得学术研究的含义，提高遵守学术规范的自觉性，还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使他们具有研究出精品成果的能力。具体包括：教会学生读书；教会学生通过选择研究课题进行创造性研究；教会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以具体指导；鼓励学生在自己研究的主课题外，尽可能对其他课题进行初步探讨，并给以指导；注重对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工作能力的培养；等等。

　　培养高水平的世界史人才梯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它不断对教师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在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同时，在坚持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同时，坚持遵循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接受同行审查和学生检验。目前，世界史专业期刊极少。在全国综合性学术期刊中，世界史文章所占比例也比较小。如果《历史研究》今后能够多刊登一些世界史文章，对本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建设将是非常有利的。

　　李剑鸣：以世界史涵盖地域之广，跨越时间之长，不平衡，有空白，肯定是正常的；以目前的人力和能力，想无所不包也是空想。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有，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世界史。我以为，非洲、拉美、东亚、中亚、印度、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美国这些地区和国家必须有所研究；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国际史、经济史、政治史这些领域必须有所涉猎；底层研究、性别研究、族裔研究、跨国视野、全球取向这些路径必须有所关注。那么，研究人员从哪里来呢？一是靠自己培养，二是从国外引进。没有合适的中国学者，延聘外国学者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5立足中国学术研究世界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世界史研究应该实现本土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体系。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徐蓝：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研究世界史，一定会带有时代和这个国家的特点，无论从研究理论、角度、内容、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编写产生影响。1949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在前言中就表示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他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这些看法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通史一度受到苏联《世界通史》影响。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史学界也迎来思想解放。在这种情况下，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通史》，以中国人的思辨，从全球视角，把握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意义，并从中外历史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

　　李剑鸣：在当前史学语境中，“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张力更趋强烈。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的世界史不是研究对象国史学的一部分，而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它必须立足于中国学术，加入中国文化建设。我们和欧美比较，向欧美取法，在欧美刊物发表文章，首要考虑是提升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我们要关注和了解欧美史学的历史与现状，是要有所参照，取长补短。有了这种意识和取向，我们的研究自然就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但“中国特色”不等于强弹别调，刻意去做别人不做的题目，说别人不说、不懂的话。“中国特色”的形成，需要加入国际学术对话，也离不开多样化的学术生态。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须以精深而高明的研究为基础。离开学术质量来谈“中国特色”，只能徒托空言。

　　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可能在于，一方面急于追求特色，另一方面又缺少支撑这种追求的资源。我们的世界史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匮乏，中国史研究仍处在转型当中。于是，来自域外的理论、范式、材料和路径，就几乎成了我们的主要凭借和参照。可是，一种理论，一种范式，总有自己的社会政治语境和学术语境，如果不了解也不顾这些语境，那就难免生搬硬套，以致“食洋不化”。我们要力争形成自己的特色，但这个过程仍然是很漫长的。

　　世界史是包罗极广的学科，单个学者的精力和能力十分有限，所涉内容也许连“九牛一毛”都谈不上。但只要每个学者都认真做好自己的研究，世界史学科就能逐渐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我们既要做精细的研究，也要有宏大的关怀。而且，课题没有优劣，路径无分高下，关键在于写出有价值、有意义的文章。“世界史体系”不是单靠理论思考就能建立的，必须以创新性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用许许多多专精的论著来搭建。在这方面，《历史研究》应该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