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历史研究》创刊60周年。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而且也是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盛大节日。1954年，郭沫若为创刊号撰写了《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发刊词。他说：“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凡是抱着诚恳的态度、有心认真学习和研究的朋友们都请来参加这项工作吧。请把《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园地吧。”这些话今天读起来，依然那样激动人心。

　　一个新的开端

　　《历史研究》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园地”，首先它是精神家园。在这个园地中，我们投身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把平凡的历史研究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从1986年到2013年的27年间，我有幸在《历史研究》发表了7篇论文，是园丁们不嫌浅薄、不弃稚嫩、爱护有加，才使这7棵小苗破土而出。我今年虽已七旬，却从不敢懈怠，从与《历史研究》交往中所获得的教益和鞭策，永远催我奋进。

　　1986年5月6—10日，第3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安徽举行。刘大年先生就如何繁荣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谈了三点意见：1.制定一个长远的史学理论研究规划，2.系统译介一批国外的史学理论著作，3.创办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刊物。为了确切了解国外学术动态，大会在开幕式上安排何兆武（清华大学）介绍西方史学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介绍西欧近现代史学流派，范达人（北京大学）介绍波兰史学理论及方法论，吴廷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史学方法论的研究状况。大会也安排我介绍苏联当代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研究概况。发言后，与会的《历史研究》副主编田居俭找到我，对我的发言充分肯定的同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希望能尽快改好，由《历史研究》发表。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同年《历史研究》第4期的《近20年的苏联史学理论》。当时，我仅是从研究生院毕业3年的助理研究员，且与田居俭先生不曾谋面，没想到文章这样快就刊发了。去年出席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一次学术会议，座位与田先生相邻，与会的另一位代表以为我们不认识，过来给我们引荐。我说，我们已经是相识近30年的老朋友了，1986年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田老师编发的。田先生微笑着说：“怎么，这事儿你还记得啊？”

　　史学工作者的一方净土

　　近30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切不仅没有忘记，反而因经常忆及当时的感受，而愈加深刻。我想，这不仅是对一位年轻作者科研成果的肯定，更重要的是使我亲身体验到了《历史研究》的学术尊严，亲自看到了编辑部同仁的崇高品质，从而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充满信心，更加热爱我选择的历史研究事业。这些在以后和《历史研究》的交往中，也多有体会。我想，不仅是我，许多同行都把《历史研究》当作自己心灵中的一块净土，不是偶然的。

　　1983年，中央编译局翻译了根据马克思本人修订的法文版《资本论》第1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序言中的一句译文，与1972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的《资本论》序言相比较，做了重大修正：

　　——“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民出版社版）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同自然的进程和自然的历史是相似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1983年后，马克思《资本论》序言的各种版本的译文，都按照新的译文进行了修订，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涉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则问题。那种认为“历史规律”可以自发地实现，人在规律面前无所作为，所谓“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看法，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19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残余。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从没否认过社会历史过程中主体积极的、能动的创造性作用。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撰写了《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发表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如果说，这篇文章在使人们从以往对马克思学说错误的认识中解放出来，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也得益于《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帮助。文章在准备阶段时，我应编辑部的邀请，于2002年11月出席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学术研讨会。在编辑部的安排下，我在大会上作了同名的主题发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热烈讨论。在编辑部的帮助下，我汲取大家的有益意见，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文章的观点。同时我也始终认为，如果强调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就认为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承认主体意识，而在于如何认识主体意识、如何评价主体意识，以及在历史认识的实践中，如何正确地发挥主体意识的积极作用，即历史认识主体的“创造性”问题。

　　由于大会发言引起众多争论，我当时想这篇文章可能要“胎死腹中”了。然而，《历史研究》编辑部仍坚持刊发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10余年过去了，当时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大多成为学界的共识。之后，我又在《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撰写了《关于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这是对“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具体化。

　　书写更加辉煌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彻底结束了与世界史学界隔绝的状况。中国史学工作者与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同行的交往日渐增加，学术交流愈加频繁，内容也愈加丰富多彩。在这方面，《历史研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该杂志的“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反思”，是在国际史坛的范围内进行的，中外学者积极参与。这个栏目既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也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2013年第5期，由国内外学者共同反思“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笔者也是作者之一。5名作者各抒己见，不仅各界读者能从广阔的学术视野中汲取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且作者在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中，也受益诸多。在我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过程中，在新的历史起点，在完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建构的过程中，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背景下，建设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过程中，《历史研究》始终踏踏实实地做着实实在在的工作。

　　求真、求实，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的发展，从来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不曾脱离时代的主题。《历史研究》继承了这些传统，并赋予它新的社会内容，使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历史研究》60年风雨兼程，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谱写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篇章。在《历史研究》创刊60年之际，让我们向它表达由衷的敬意，并祝福它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