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的史学研究从业者，我与《历史研究》已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可以说早已是老朋友了。今年是《历史研究》创刊六十周年，我躬逢其盛，不禁产生了许多感想。

　　我之接触《历史研究》，严格讲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跟随业师章开沅先生攻读硕士时始。其时，正是章开沅先生学术生涯步入最辉煌的高峰期，不断有关于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研究的大作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而每发一篇，必吸引学界眼球，引发诸多好评与讨论。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历史研究》自然成为我学业中读得最多的专业杂志，几乎每期必看，一些重头文章，还曾反复看、反复琢磨，至今记忆犹新。记得当初远在四川的学友王焱（如今已是蜀中学术领军人物之一）曾与我讨论如何才能学好历史，提高学业水平，我一言以告之：“多读《历史研究》上的文章！”多年后王焱兄曾私下告诉我：“此乃真经！”由此可见当年《历史研究》在我等这批后起之秀眼中的地位。

　　真正有幸成为《历史研究》的作者，是在1986年，当时我还是一名在职博士生，在章开沅先生指导下研究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问题。1986年11月12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诞辰，中国史学会和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于11月6—9日，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翠亨村举行“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所提交的论文《论孙中山的伟人品质》有幸被大会选中并推荐作为大会发言，在当时，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和鼓励。因系经层层推举作为青年学者代表之一作大会发言的，又有那么多蜚声中外的史学大家与会并予以肯定，我这篇论文遂被《历史研究》看中，于当年的第6期刊出。这篇论文以及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刊出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一文，成为我初登史坛的代表作，也为我以后的学术生涯铺平了道路，为此，我对《历史研究》的提携之恩一直心存感激。

　　其实，《历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权威刊物，不仅一直在探索、开辟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而且也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现、扶持、推出史学新秀，为中国史学锻造人才。以我为例，正是在《历史研究》的扶植下，先后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和深度书评，从默默无闻到小有名气，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学者到已接近耳顺之年的成熟学人，一路走来，成长的脚步和人生的轨迹清晰可见。

　　《历史研究》是淬炼学者的熔炉。要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其实是相当不易的，得过五关、斩六将。首先是选题要新，要有创意。没有新意和创见的文章，一般很难被编辑选中。许多初出茅庐的年轻学人，大多都经历过被反复退稿的痛苦，我也不例外。即使德高望众的前辈学者，若没有新的创获，稿件也会被“打回”，因为编辑取文的标准唯学术水准第一。其次是论证要实，要有大量可信的史料来证明你的创建，否则也会被驳回。《历史研究》编辑对所征引史料的准确度的要求，几近严苛，不仅条条需有出处，而且字字要求核对，不容一丝一毫的马虎。长期与《历史研究》打交道，也使自己养成几近苛求的严谨学风，每条史料都须核查原文，不放过哪怕是一个错漏之字，以致一篇稿件几易其稿，为订正一两个字词与编者信件（后来是电子邮件）往复不知数遭，有时甚至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历史研究》所发表文章的高质量，完全是“磨”出来的。“磨”者，推磨也，反反复复，来来往往。“磨”者，打磨也，苦苦推敲，精雕细刻，力避瑕疵。几番风雨，几经磨炼，不仅磨出了好文章，而且磨出了好学者。我想，这就是《历史研究》办刊六十年最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是其始终受到学界推崇的根本原因。

　　六十年来，《历史研究》最值得称道的另一点，则是从主编、副主编到一般编辑均与作者和读者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互动，有的甚至成为终身的挚友。从老一辈的章鸣九、阮芳纪、张亦工等，到新一代的高翔、李红岩等，以文相交，以学为缘，前前后后，都成了朋友，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正是这种个人友谊，使编者和作者之间能够无拘无碍地深入沟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对一篇有创意的好论文，尽管可能一开始粗糙些，或论证尚不充分，但编辑往往以最大的耐心让你反复修改，最终修改成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许多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对此都有深切的感受。这么多年来，回忆起来，最感亲切和温暖的，还是和诸位编辑之间那种不带功利色彩的共同求道的浓浓的人情味。一本学术杂志，能将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学者聚合在一起，长期不断推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可以说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足堪称道。

　　作为一个老作者和老读者，我甚感欣慰的是，《历史研究》在耳顺之年还能继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有新的追求。例如，这些年所采用的国外学术杂志普遍实行的匿名评审制，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创举，使论文的采用更加科学、严格，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提升了刊物的学术水准。此外，与许多科研单位共同合作举办学术讨论会，从中发现好的选题和文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当然，若能在深度书评和学术批评上继续下些功夫，刊登更多友好、真诚的，同时又是直率、尖锐的学术争论文章，则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功莫大焉。

　　最后，衷心祝愿《历史研究》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有所创新，继续保持其在学者和读者心目中的权威地位！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