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构，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也是增强社会韧性，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提高社会韧性底线

　　社会韧性通常指的是一个社会在遭遇破坏性力量时维持社会整合、促进社会有效运行的能力，社会结构在遭遇冲击和破坏时不至于解组和崩溃的可能性。社会韧性是一种抵御风险、维持社会整合和运行的能力。从经济角度看，社会韧性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产业体系等。但历史事实不断表明，一个经济发达、产业体系齐全、产业链完整的国家，其社会韧性和社会风险抵御能力也可能偏弱。这是因为，尽管社会韧性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但如同木桶定律，决定社会韧性底线阈值的往往是风险抵御能力最弱的群体，也就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经济状况最糟糕的群体。

　　如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的强传染性使得社交隔离和封控成为阻断病毒传播的有效举措甚至是必要举措。因此，全球绝大部分国家在疫情防控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停学、停工、停产等举措。然而，此类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往往难以真正落实，有的国家甚至爆发了抵制停工停产等隔离措施的示威游行。其中既有文化价值理念因素的影响，更有基于经济、生活压力的现实因素。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收入越低就越容易陷入困境，风险抵御能力也越弱，甚至可能陷入“手停口停”的困境，难以满足基本生存所需。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低收入群体决定了社会韧性的底线。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及其抵御风险的能力，才能有效提高社会韧性。2020年，我国通过脱贫攻坚消灭了绝对贫困，帮助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帮助超过7000万人脱贫，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风险抵御能力，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韧性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增强社会韧性总体水平

　　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虽然能够提高社会韧性底线水平，但决定社会韧性总体水平的仍然是占人口大部分的群体。因此，要提高社会韧性总体水平，提高社会风险抵御能力，就不仅需要提高底层群体的收入，更需要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乡村振兴，就是在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2022年5月“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1300万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5万元人民币，比2012年增长近八成，增速快于经济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至2.5∶1。在体现生活品质和消费升级的恩格尔系数上，按联合国标准，中国人民生活已经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经超过4亿人，初步形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还离不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一直在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劳动者收入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并助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完善收入分配结构。与此同时，技术革命也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显著提高经济效率并创造新行业、新岗位的同时，必然摧毁旧行业、旧岗位，带来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在技术创新与应用高速迭代的数字时代，新技术对工作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将会更加显著。最终结果不仅取决于技术自身，人类的应对如技术应用方式和制度设计等同样举足轻重。数字技术提高了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要求，掌握相应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才能获得更高的技能溢价，获得更高收入。因此，在数字时代，需要结合数字化发展的知识和技能需求，有针对性地完善教育、培训体系。这不仅是促进经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提高总体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的重要办法，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增强社会韧性、促进社会稳定的有效路径。

　　优化分配模式

　　提高社会韧性的敏捷性

　　收入分配结果影响着社会韧性，收入分配模式也影响着社会韧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模式的变革，第三产业产值与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规模等，甚至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是完成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

　　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增加并丰富了人类创造的财富，也拉长并复杂化了收入分配的链条和环节。而处在收入分配链末端的群体获得收入所需时间会更长，不确定因素也更多。在经济重启、复苏时，位于收入分配链末端的群体，同样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得到工作机会和收入。这都会削弱他们的风险抵御能力。因此，位于收入分配链末端的群体更迫切需要小额贷款、补贴等扶持来渡过危机，也更加急切需要政府主导的再分配和社会主导的三次分配。

　　因此，如何优化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模式，让低收入群体能够更快获得收入和补贴并减少损耗，是社会风险应对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其中，救助、补贴的发放方式和速度都可能直接影响相关群体的风险抵御能力。典型如疫情期间，国内不少地方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平台直接发放消费券，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了消费券的即发即领即用，更加快速、及时地满足了困难群体所需。互联网平台助力实现的实名领取实名消费，也有效确保了公开公平。所以，在应对社会风险时，如何及时弥补断裂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链条是当务之急。

　　共同富裕是社会韧性的根本保障

　　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也是增强社会韧性，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构改革，能够显著增强社会韧性，化解社会风险。绝对贫困的消除，有效提高了社会底层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风险应对能力，显著增强了社会韧性，为抵御社会风险奠定了更扎实的社会基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完善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公平度和效率值，进一步提升了社会韧性总体水平；分配与再分配模式的优化，在提升分配效率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可见，在消灭绝对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配制度、分配结构和分配模式，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构筑社会韧性的重要基础，能够为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构筑起强大且有韧性的屏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信息技术应用引致社会变迁的技术红利分配机制研究”（18ASH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