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承载着一个民族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记忆，是文学史叙述不可或缺的内容。文学经典以多姿多彩的形象、感人肺腑的情节以及诗意的审美境界，引发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分析与阐释。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呈现出哪些特点和趋势？现实生活与文学经典重逢，又将形成哪些历史意义的当代链接，为研究文学经典打开新视野？《中国社会科学报》就此对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泽龙。
经典文学是史思诗结合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学经典以特定形式，生动地表现一定时期丰富的社会生活影像、思想文化面貌，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在您看来，经典文学有哪些主要品质？
王泽龙：关于文学经典的内涵，其定义很难一致，但是文学经典的基本品质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而流传，不可重复且有特定价值的作品，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是具有历史性影响的文学资源。文学经典应该具有历史、思想、诗性三个方面的创造性特征，是史、思、诗的结合体。在历史层面，呈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时代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像，具有“史”的风范；在思想层面，具有深广的思想蕴含或特殊精神内涵，闪烁“思”的光芒；在诗性层面，提供前人没有提供的原创性艺术经验，体现作家对世界独特的艺术审美观照，是一个人心沟通、诗心沟通、文心沟通的审美结晶体。经典文学是作家对文学对象有思想深度的审美审视与独特而生动的艺术表达。经典既是一个实在本体，也是一个关系本体，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可阐释空间，经典延传是一个被不断阐释与建构的过程。文学经典研究，就是要从史、思、诗的结合中，深入揭示经典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史”的特质，要求重返经典文学现场；“思”的特质，呼唤关于文学内蕴丰富性、复杂性的现代对话；“诗”的特质，则回应重返文学本体研究的诉求。
经典的形成常常需要漫长时间的检验，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时代的阅读、阐释和淘洗之后才存留下来的，那些只经过少数人或者一两代人认可的作家作品还很难成为经典。现代文学经典是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延伸，是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与呈现形态。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重释，是对新文学传统意义的再发现，对现代文学思想文化资源、艺术资源的再激活。当代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都需要从传统文学经典包括现代文学经典中汲取养料，获得新机。
破解文学经典研究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被学界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引领时代风尚的学科。您怎样评价近些年来的现代文学经典研究？
王泽龙：我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研究除鲁迅研究外，整体上呈现为弱化趋势。根据有关数据，我们分“三个五年”时间段，统计了近15年（2006—2020）主流期刊发表的现代经典作家研究论文与研究现代经典作家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经过比较，研究论文数量均呈现为下降趋势。随着中文专业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招生数量的扩大、从教与研究人员的增加，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作家研究论文仍在减少。21世纪以来，告别革命、告别经典的政治文化解构思潮，直接影响了学术思潮的变化，也影响了新文学经典研究。
这种经典文学研究逐渐弱化的具体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在与现实的关系中，经典的对话张力弱化。经典能否被新的时代读者再发现、再阐释、再传播，要看它是否提供了当下时代需要的思想艺术资源，是否符合消费对象的审美趣味。现当代文学经典总体上构成了形象呈现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学版图，启蒙、革命、阶级、大众等关键词是编织这一历史版图的经纬，是20世纪主流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主要动力资源。当中国社会变革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时期，现代文学传统经典提供的思想文化资源与社会大众当下心理需求发生错位，因此其关注度逐渐降低。
二是21世纪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学消费观念的变化，影响了学术研究主体学术观念的变化。受当代学术研究工具化、功利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关注社会变革的学术精神与启蒙大众的学者责任意识日趋淡薄，深度的学术思考和深刻的思想性学术研究明显弱化，现当代文学经典作为思想文化精神资源被忽略，传统经典越来越缺少知音。
三是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表现出鲜明的代际差异，这种代际差异反映在思想信念、文学观念、知识结构、审美趣味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观念的现代性转向，开拓了新的学术疆域，一批新的经典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的小说得到确认。传统经典的现代性阐释，虽然出现了一批学术研究的新硕果，但重读经典、重写文学史的倡导并没有形成热潮，传统经典研究的现代性转身并没有完成。后发经典研究止步于文学史的接纳阶段后，也没有更新的进展。在社会经济转型时代，不同代际的读者缺少了以往“共名”的思想信念和知识价值认同，现代传统文学经典解读遭遇了消解崇高的世俗化文化语境，文学由“共名”转为“无名”，经典文学研究走向了与非经典研究多元共生的状态，传统文学经典成了部分专业学者学术研究的文本。碎片化、浅阅读的文化消费趣味，影响了经典文学的传播。
四是现代文学时段的限制，也给经典的言说空间带来了限制。现代文学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空前活跃，一代思想性凸显的现代经典文学研究学者，立于新时期学术高地，把现代经典文学研究汇入启蒙大潮，引领了一个时代人文思想领域改革之风气。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高声喧哗后，逐渐步入退潮期。这种退潮除了社会思潮变动带来的影响，也与现代文学研究历史时段的时间限制有关。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权威性论述基本确立，学术研究历史评价相对稳定，虽然学科队伍日益扩大，但是具有深度思想性对话的经典研究一直鲜有重大突破。年轻一代学者的现代性、后现代研究视角，更多是方法论上的探索，现代文学经典研究格局的固化状态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不少学者奋力开疆拓土，努力打通近百年文学历史的时空限制，同时从外围寻找学科交叉的联系，与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传播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的结合，成了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些纵横交错的开拓与破局，带来了现代文学研究与经典研究的一批新收获，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但是对整体学科水平的提升仍然有限。同时，这样的不断转向，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焦虑，而这种种转换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学科研究的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如何突破当前困境，重新开启现代文学经典研究新路径，打开新局面？
王泽龙：经典文学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文化内蕴。我们重新阐释文学经典，就是对经典文学丰富性复杂性内涵的再发现。经典内涵的丰富性，是指经典应该包含涉及人类社会、文化、人生、自然和宇宙的一些重大的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与观念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完善，参与人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积累，并极大地丰富和有益于人类生活。经典的这种内涵越是丰富，其经典性就越强。正是经典文本内涵的丰富性特征，构成了经典重释的魅力空间。经典的现代建构要既不失固有之血脉，又要面向未来，这样中国文学及其经典研究才能够别立新宗。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如何书写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史，如何阐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经典，特别是革命文学经典，是我们今天必须重新面对的重要话题。理解与重释20世纪中国革命，一方面，我们要从人类历史进程与民族的时代选择中分析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书写，让革命的阶段性、地域性意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得到诠释或凸显。另一方面，革命经典的重释，又必须回应革命历史与当代生活的关系，革命经典重释要直面当代人的精神困惑。21世纪以来孕育于现代化追求之上的社会价值观、文化想象，新启蒙的思想成果带来了对历史记忆、革命书写现代性的理解，为经典革命文学的重释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在革命经典内涵多元化、复杂性的阐释中，不能把人性与革命性对立，不能用日常性消解崇高性、正义性，重新陷入二元对立的窠臼。我们对革命的当代性理解，应该具有融入历史情境的人文情怀，葆有对理想信仰的历史敬重，同时又要在重释革命经典中抵达人性的深处，逼近历史真相。
建立经典阐释与现实生活的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报》：20世纪文学与革命的问题，是经典研究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您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文学经典研究是文学历史建构的重要内容，历史意识应该是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起点。在经典研究中，我们该如何坚持历史观念？
王泽龙：在较长时间段内，社会历史批评是现当代文学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受狭隘的政治论、阶级论的左右，庸俗社会历史批评的经典阐释造成了人们对社会历史批评的排斥心理；把社会历史批评与现代性批评、审美批评简单对立的观念，影响了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思想深度与价值评价。现代文学经典批评，必须同时具有现代意识，体现现代历史进步品格。比如，对郭沫若《女神》的评价，应该从中国新旧文化剧烈变革转型的历史节点角度，充分认识其凸显的五四时代革故鼎新、高歌自我、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闻一多当年称道《女神》是时代的“肖子”。《女神》开放创新的精神气度，呈现的现代宇宙观念与生命意识，与同时代诗歌比较，都不同凡响。把《女神》放置在中国几千年的抒情文学传统中比较，它的浪漫主义率真品格、自我张扬的主体精神、奔放不羁的抒情个性、崇高热烈的美学风格，都与传统诗歌相异。《女神》更新了中国抒情文学传统，是中国诗歌现代转型的一个历史标志。当然，《女神》缺少节制的激情抒发与缺少提炼的艺术性缺失等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近些年来对《女神》经典意义的消解性评价，是缺少历史观念的一种代表性现象。历史语境是文学生成的必然条件，是新生事物发育与生长的土壤。只有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在中国文学历史嬗变环节与当时时代语境的结合中，才可能较深入地把握经典的创新意义，才会获得更加广阔的话语空间，获得对现代文学经典的新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报》：经典与现实对话，是激活经典的重要思想动力。我们该如何建立经典阐释与现实生活的链接？
王泽龙：过去任何时代的经典，其旺盛的生命力总是与当代息息相通的。这种与经典对话的当代性，就是要从不同时代的现实生活中，发现与经典重逢的精神焦点，与经典形成有机互动的空间，从经典中重新发掘现实需要的思想火种、文化资源、美学源泉，让经典与现实互为映照，链接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为经典注入生生不息的活力，这也正是经典超越时代的历史品格。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特别需要关注其中具有与现实对话意义的问题，这是现当代文学具有的学科品格。现代文学研究既要回归学术，不为现实功利左右，又不能脱离现实关怀，要积极回应社会需要，参与当代文化建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文学研究天然地与现实保持血肉的关联，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魂”。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一些泡沫化、市场化学术研究的趋利行为，正在日益削弱人文学科研究的学术精神，淡化人文学者的学术责任感。现代文学经典研究要努力超越研究功利化、学科狭隘化、史料碎片化、思想平面化的局限，以当代学者的人文关怀，深入开掘文学经典的思想文化资源，回应当代社会改革发展与思想文明建设的需要。
以辩证思维激活传统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社会变革，给新文学经典研究不断提出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在坚守现代价值观、现代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处理好与传统、与西方对话的关系问题？
王泽龙：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经历了百年的历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较长时期，这个“近传统”与古代文学“远传统”的关系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如何阐释五四反传统的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起点。五四文学反传统并不是彻底抛弃传统，是在解构中重构传统，在剖析中清理传统，在革命中更新传统。现代文学的反传统是在为传统文明的河流清理河道，注入活水，荡涤陈腐，开发新机。传统是一条河流，只有不断流动，吐故纳新，奔流向前，面向大海，才会生生不息。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现代价值理念，是现代文学研究创新的生命线，是现代文学学科的精神信念，不可以动摇。我们要以现代立场为本，既看到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区隔、不同，也看到现代传统与古代传统的深潜联系，细查深究新旧文学传统的有机性关联，发现化古为新的现代性转化因素，从二元对立思维转为辩证思维，激活传统资源，丰富现代文学学术传统，推动现代文学经典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对传统的现代性转化，除了现代思想价值观念的革新以外，就是对传统知识的现代性改造，知识体系的改造是与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互为一体的。我们要推进的现代文学经典研究，应该建立在新的知识结构基础之上，这一点较长时期被忽略了。学术研究是一种学理创新，是对研究对象的新认知，通常要有新的理论与新的知识做基础。要融入研究对象，首先研究必须是建立在与研究对象知识互通基础上的一种对话，不然就会错位无效。研究者与批评家要不断学习新知识，不断更新已有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经典研究中说内行话，在重释经典中新解经典，对读者有所帮助，对文学研究有所增益。
与古今对立相关的中西二元观念问题，也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经典文学研究的价值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西方霸权威胁与世界文明交流，改变了中国内向性的文化观念，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中西对照视野中审视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特别是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思想、信仰体系开始动摇，中国大一统的华夏中心论被瓦解。但是，长期以来的“中西体用之争”“华夏夷族之辨”包含着的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观念，却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阐释与定位也长期被统摄在传统与现代、民族化与西化关系的价值维度上。我们很少从世界共同体的视野出发，从知识、思想、价值观相通之处审视自我，秉持人类文明多样化的观念评价自我。应该把现代中国看作世界中的中国，中国是全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以知识生产为主导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念的矛盾性与交融性、互涉性同时并存。我们应该在世界性、全球化视野中转变中西对立、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阐释观念与方法，这样才能给经典重释打开新的视野，开辟新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