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学科划分，中国现代文学涵括的时间段落是极有限的，一般来说，即为1917年至1949年。但这30年的中国文学，融通古今，连接中西，创新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确立了现代文学的审美范式，实现了文学的现代转型，具有开端和发生学的重要意义。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向当代和未来开敞的、能够包容多元化叙事的理论框架，成为讲好中国文学故事，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以来，国内社会—文化的多次断裂和转型带来大规模的“价值重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和重构与之相伴相随。文学的重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展开，在对古典经典的颠覆中开启了现代经典建构的序篇：以白话文为正宗和“人的文学”为价值标准写就的早期文本，成为现代文学的典范。几乎同时，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等论述中，开始尝试建构最早的关于文学革命的历史叙事。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文选的形式初步确立和展示了新文学经典的可能样态。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转型中，文学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形构功能被强化，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等功能属性带来了现代文学中左翼文学和革命叙事传统的凸显。

　　进入新时期后，在新的文化系统中，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经历了史料重述、作家重评、历史重写、序列重排、理论重构等阶段的话语实践，从学理层面上逐步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及其理论的重构。

　　文学史料重现。文学经典研究是文学历史建构的重要内容，历史还原是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起点。新时期，大量现代文学作家重回人民怀抱，学术界和出版界共同展开了收集、整理、出版现代作家传记、现代文学著作、现代作家辞典等工作，既为恢复文学记忆、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提供了资料，也使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得以呈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新遴选的历史视野。这既是经典重构的重要步骤，也是重要内容。系统的史料研究，为现代文学经典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作家作品重评。20世纪80年代，大量关于现代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以还原历史事实为合法性依据，通过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开展肯定性文学评价，释放且放大了文学文本的潜在意义，对既有的革命范式文学经典叙事进行“扩充”。现代文学批评以其对“昨日”的拒绝，重构“今日文学的起点”，通过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读、重评等批评活动，建构了现代文学的典范文本，也参与了新的文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构建。

　　文学史重写。文学经典从来都不只是对“最好”作品的选择，它是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语言产品和体制化表征。文学史是这一表征体系的重要样本。随着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在文学本体研究、海外汉学研究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淡化政治意识形态色彩、颠覆文学进化观成为共识，在启蒙主义、现代性等多重理论视域中，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0年初，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重写过程，“去经典化”和“再经典化”双向展开，推进了现代文学学科繁荣。虽然不同的文学史书写各有偏好，但大都是以一种更贴近文学的方式还原历史现场，给予作家作品更为公正的言说，形成了相近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历史叙事框架。

　　经典序列重组。现代性思潮、后现代理论、文化研究等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经典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实践层面，以消费为主要表征的大众文化繁荣，经济法则和市场逻辑影响了文学场域自律和自足，文化消费化导致经典生产由传统的专家主导转向了读者与专家共同主导。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研究与市场经济转型相逢、与新时期大众文化思潮相遇，在学术多元和文化民主化共同作用下，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多元标准遴选出的文学文本纷纷以“经典”命名。文学选集、选本迭出，这模糊了经典与其他文本的界限，却也在“打开经典”的同时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谱系。

　　现代文学经典理论重构的实现。30年现代文学史在100年中经过充分沉淀，开始从动态文学史向静态学术史提升，这意味着这一时段文学的经典化，主要呈现为三个向度。

　　一是现代文学经典形构的基础研究趋于成熟。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丰富化、体系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学史书写，为现代文学经典化提供了历史向度的支撑。大量文学选本、选集的出版，持续地保存—评价—再保存的更迭过程，推动着文学经典不断修正和重构，为文学经典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从新文学诞生之日即开始的作家、作品研究，从诗学、美学、思想等方面深入开掘了现代文学经典文本的审美表达。这些研究领域的成果，经由学校教学、大众传播等被广泛接受，一个较为稳定的现代文学经典已经形成。

　　二是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摆脱了审美唯一论，文学批评实践将源自西方的文学经典理论和方法进行“再语境化”，从文学经典的概念家族、评价标准、生产与再生产、文学经典与文化认同、文学经典与话语权力等不同角度，展开了丰富的本土理论建设。以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六要素”理论和黄曼君文学经典的“史、思、诗”统一等为代表，这些理论兼顾了文学经典的内在本质与历史语境，逐渐弥合经典建构观与本质观之间的理论鸿沟。此外，文学经典的建构理论在生产机制的总体研究、经典化与诸要素的关系的中观研究、作品经典化的微观研究三个层面的推进，共同重构了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框架。

　　三是建构了向传统和当代文学敞开的经典阐释空间。当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重构仍是其漫长经典化过程中的一环，理论的重构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总体性、开放性视角。现代文学经典是以文学的方式回应和表达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复杂样貌，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仍然在展开当中。因此，现代文学经典理论和秩序的重建，不能局限于当下文化的叙事逻辑，而忽略其他向度和可能性。研究者不仅需要以发展的眼光，既回顾百年来文学的风云变幻，清醒审视其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视野中建立经典谱系，更要着眼于未来发展，具备反思性和多元阐释的能力，以保存中国现代性发生发展中的复杂传统和话语资源，努力提供具有时代穿透力的学术眼光，从而为构建中国现代叙事的文学经典系统提供理论和阐释空间。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