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政治心理和态度对于国家稳定和政权存续具有指征性意义，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虽然对公民政治心理的关注历史悠久，但直到20世纪下半叶，以阿尔蒙德、维巴的著作《公民文化》为标志，政治心理研究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支系才正式进入现代社会科学的范畴。

　　从“疏离”到“信任”：概念话语的变迁

　　实证政治心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方面，战后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技术，更加关注个体信息的精确量化，也使得大规模的数据采集和结构化分析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摆脱单纯的印象描述和哲学思辨范式。另一方面，当时的美国连年出现政府支持率下降和民众政治冷漠蔓延的情况，在普选体制环境下，学者们自然将对公民政治态度的关切投射到对民众投票行为及其心理的研究上。

　　消极的公民政治态度带来的现实焦虑，使得这一领域最初聚焦在“疏离”等负面态度上，学者们希望发现民众的态度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即将政治态度作为自变量），同时试图解释这些态度出现的原因（即将政治态度作为因变量）。在此背景下，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超越了对概念的建构和检验。在早期的公民政治态度实证研究中，概念话语繁杂，呈现出各说各话的图景。在代表性的文献和问卷中，用来表述公民对政治态度的措辞有：不满（cynicism/disaffection/discontent）、疏离（alienation）、信任（trust）、支持（support）、信赖（belief）、信念（conviction）、信心（confidence）等。这些概念的使用笼统而随意，缺乏清晰、系统的定义，更鲜有对概念结构的阐释和不同概念之间的辨析。

　　概念的模糊及话语的混乱，使得这一时期关于政治态度的学术探索在研究对象上无法聚焦，不同研究之间难以展开高效对话。有鉴于此，对概念的挖掘和反思也同时出现。戴维·伊斯顿在1965年出版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初步区分了“政治支持”的不同形式（态度或行为）、不同性质（特定性或弥散性）和不同对象（机构、体制或共同体），首开对政治态度进行结构化分析的先河。另外一支则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将“政治疏离”解构为“无力感”“无意义感”“无序感”“孤立感”。但这些讨论停留在对作为话语的“疏离”背后的心理元素进行识别和分类，目的在于找出更合适的实证测量指标，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依旧缺乏成体系的理论建构。

　　伊斯顿发表于1975年的文章《对政治支持概念的重新评估》全面、系统地阐发了“政治支持”的概念体系，从性质、客体、内容、来源、形成机制五个方面搭建支持态度的理论框架，涵盖了政治态度的不同维度和层次，开创性地挖掘了政治心理的内涵和构造，为后学树立了政治态度研究的基础范式。在伊斯顿的概念模型中，“政治信任”作为弥散性支持的一个子概念，被具体定义为：“民众相信政治对象能够自觉地服务和满足公众的需求。”

　　随着实证研究的积累和深入，学者发现民众在对政府当局不满的同时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仍抱有肯定和信心，关于“民主危机”的焦虑得到一定程度的纾解。加之伊斯顿对支持态度概念化、体系化的大力推动，相对正面的“支持”和“信任”得以超越负面的“不满”和“疏离”，成为更为常用的指代政治态度的话语。从语义上看，“支持”既可以是态度也可以是行为，若不加以特别说明则容易产生混淆，相比之下，“信任”完全是一种态度，作为表述政治心理和态度的措辞更加具体、直观、准确。所以，后学一般将“信任”等同于态度性的支持。

　　从平面到立体：学术范式的发展

　　伊斯顿呈现了政治态度的基本框架，为政治心理研究作出了奠基性的理论贡献。但其思维方法仍是传统的经验观察与逻辑归纳，对于概念各模块的划分相对粗略，在概念的程度性表述上也比较含糊。他的理论框架留下了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伊斯顿划分的三种支持客体之间界限不够清晰，特别是由于许多政治结果既受当局影响也与基本体制不无关系，所以政治体制（political regime）和政府当局（the authority）常常难以从政治绩效的角度进行区分。其次，伊斯顿认为特定性支持的内容是政府当局的行为表现，这在逻辑上不够完整，忽视了更为根本的政治对象的品质。再者，弥散性与特定性两类支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二者如何相互影响和转化？弥散性支持的形成机制——伊斯顿认为是个体社会化经历影响——的具体路径是怎样的？这些问题依然需要更详细的回答。

　　此后的研究者们继续在理论上完善伊斯顿模型的逻辑构架细节，在经验上填充各类调查数据和实证分析资料。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和学术讨论的深入，政治心理研究的主要目的由工具性政策应对向全方位科学探索转变。研究的目标、视角，乃至分析的话语和进路更加系统化和精细化，研究站位也摆脱了片面的“危机应对”叙事，将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不同文化环境下的公民政治态度比较纳入研究视域，同时通过依托滚动的大型跨国数据调查，逐渐积累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分析框架以及跨区域和历时性的立体学术范式。

　　在信任的关系结构方面，安妮特·贝尔最早提出了信任关系的四段论——“谁信任谁的什么、以及为什么”，拉塞尔·哈丁将四段论总结为“A信任B做X”的公式。这一表述确认了政治态度的主体、客体、内容、来源四个要素，并将各要素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动态关系。哈丁在后来的文章中将信任客体行为背后蕴含的品质也纳入考虑，把公式修订成“A相信B做X（或B的X方面）”。这些信任关系的要素在随后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和阐释。

　　皮葩·诺里斯对支持态度的客体理论进行了发展，将伊斯顿模型中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划分为价值和绩效两个层面，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体制”和“当局”之间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带。罗素尔·道尔顿则将政治信任的对象具体化为政治机构。与此呼应，实证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主要集中在受访者对政府机构的态度上。从1981年开始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和从2002年开始的亚洲晴雨表（Asia Barometer Survey）等调查项目，都是通过问卷测量被访者对各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测量的客体包括议会、政党、中央政府、法院、警察、军队、公务行政部门，亚洲晴雨表测量的客体则包括国家元首、议会、中央政府、政党、地方政府、法院、警察。

　　操作方式的不足与改进空间

　　现有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依托这些标准化的国际调查数据库进行，直接选择其中的问卷题目实施变量的操作化，并取用现成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也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实证操作与理论进展脱节。由于现有数据库量表设置的局限性，先行文献在理论上演绎的各个概念维度和层次无法完整地落实到田野测量当中。譬如，在政治信任的不同客体中，现有调查项目大多聚焦在政府机构上，而对于政体价值、政体绩效、政治行为人和政治共同体的测量则较零散。此外，现有问卷题目只能实现对信任与否和信任程度的衡量，但无法准确甄别信任态度的具体内容，亦即不能直接考察上文信任公式中的“X”。再者，信任产生机制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如受访人对客观政治结果的主观归因、受访人对具体事务的价值排序、受访人的社会经历形塑其价值观念的过程等，不能通过已有的量表题目实现操作化。

　　第二，调查方法影响数据的效度。问卷调查测量政治心理在方法论、认识论上存在其固有的缺陷。亚瑟·米勒曾就NES量表指出，问卷调查的一些操作情境容易导致受访者的理解出现偏差，无法有效反映其实际想法，需要通过额外的访谈来对问卷调查的结果做交叉验证和深度挖掘。可能影响测量结果的情境包括：问卷的语言表述、受访人的认知理解能力以及受访人可能存在的其他心理。

　　对上述两方面问题，政治心理研究文献虽有大量讨论，但目前尚止于经验描述和逻辑推理，缺乏针对性的实践检验和具体数据的支持。在田野调查中，研究人员能够真切感受到现行概念操作化方式的刻板和漏误，以及情境干涉现象的广泛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政治信任”是不可测量的，恰恰相反，通过调整和改进现有测量方法，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随机误差和避免系统误差。这要求研究者通过加深对概念的全方位理解和加强语言的组织表达，更精确、周详地传递概念信息，并且结合受访人群的背景环境，制定更加在地化的量表，同时追问信任的具体内容以筛查和排除受访人其他心理对测量的干扰。

　　不得不承认，伊斯顿模型遗留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相当部分概念的细节没有得到实证研究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于弥散性信任的实证研究严重匮乏，弥散性信任形成的完整机制链条仍亟待揭示。此外，田野情境对于变量测量和理论构建究竟有着多大的影响，需要如何处理，这不仅是实证政治心理研究需要正视的问题，同时也对社会调查方法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价值。这些问题的存在呼唤着对现有量表内容及结构的更新和对研究设计思路的升级。简言之，实证政治心理研究还存在大量可供挖掘的理论富矿和有待填补的实证空白，这一领域的探索远未终结。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