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我们不时会听到经济博弈论（economic game theory），而最近几年在学界政治博弈论（political game theory）的提法也日渐流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政治博弈论或经济博弈论，而只有作为统一分析方法的博弈论。
在博弈论者看来，凡决策相互影响的互动行为都是博弈，都可以用博弈论的方法去分析、思考、认知。而这样的理性互动过程，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等人在《博弈论手册》中说，博弈论是（理性一方的）社会科学的“统一场”理论。由是观之，所谓政治博弈论或经济博弈论，不过是将博弈论运用于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而已。当我们将博弈论引入政治，实质上是在讨论博弈论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方法运用及其意义。
博弈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博弈思想的确早已有之，而且在这方面中国古人似乎更胜一筹，人们经常提及的《孙子兵法》就是一座丰碑，其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类的话语，充满了博弈的思想。但是将博弈思想发展为一套规范、系统、可操作的分析方法，即博弈论，还是要追溯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贡献，其中必须提及的就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大体言之，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博弈论，基本分析框架有三个步骤。
确定博弈的基本要素。其中有四个要素是任何博弈都不可或缺的：第一，作为博弈主体的博弈者（player，participant，包括博弈者的数量、类型、意图、目标等要素，有时候也包括集体行动者）；第二，作为博弈者行动依据的信息（information，简言之就是一切跟博弈决策有关且有用的信息）；第三，作为博弈者行动方案的策略（strategy，通常是一个集合）；第四，作为博弈者行动后果的利益得失（payoff）。
确定博弈的整体结构和类型。任何博弈都具有一定的整体结构，由此可以区分出不同的博弈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博弈，分析方式有所不同，这个步骤十分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分类是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前者意味着尽管各方博弈者知道博弈在进行，但却不知道相互的策略选择是什么（选择了什么策略就意味着采取了什么行动）。后者则表示各方博弈者的策略选择有先后顺序，且后行动者能看见先行动者的策略选择。通常对静态博弈采取矩阵分析方式，而对动态博弈采取博弈树的分析方式。
博弈机制。按照博弈机制进行分析，以解释各方博弈者为什么会选择某种策略从而导致了最后的博弈结局。所谓博弈机制，就是说所有博弈者的决策思维方式和做法是：如果他方选择什么策略，那么我方选择什么策略才是更有利的，判断依据就是利害权衡法则。博弈研究发现，除非受到外力作用，否则博弈一定要达到均衡（equilibrium）状态才会停止变动（其中有一种均衡叫作困境（dilemma）），此时没有任何一方博弈者会改变自己的策略选择。正因为博弈均衡如此神奇，所以博弈论者，特别是其中的数学家一直致力于寻求和证明博弈的均衡解（resolution）。
我们发现博弈论大多取材于假想，而不是真实的例子，这样构建的博弈模型难免存在脱离实际的情况。而博弈论又同经济学结合，大量运用于经济学研究，深受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包括它使用的一些假定和概念，这影响到了它的经验性和适用性。
政治学研究中博弈论适用的范围
除了掌握方法，政治学研究运用博弈论，还应当明确适用的范围。在博弈论者看来，凡决策相互影响的互动行为都是博弈，都可以用博弈论的方法去分析。而这样的互动显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但问题是这里所说的政治生活领域到底指什么。当代西方政治科学认为政治活动是公共权力活动，而政治就是公共权力博弈，现在看来由此来认识和理解政治，不仅狭隘和肤浅，更严重的是偏离了政治学的本质规定。
就现实中关涉政治的诸多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思考后，我们可以发现——政治的本质特征并不是人们平常所理解的“政治即权力”，而是公共性。政治领域亦即公共生活领域，政治是解决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的实践活动。当我们回归政治的本源来寻求政治的本来意涵，可知人们的社会化生活形态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事实，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们，必然面对共同的、与所有人都有利害关系的事务，即公共事务，且必须予以解决。可以说，从政治学诞生之日起，便以公共性为研究主题，这是政治学问题域的本质规定。
公共事务包括三类：一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公共福利。二是对每个人都有害的公共危难。三是对一些人有利同时对另一些人有害的事务，通常用社会公正来表达。解决这三种公共事务的基本任务，就是造福大众、拯救危难和维护公正，用古话说就是“为民兴利除弊和主持公道”。因此，对公共事务进行处理和解决，就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也就是博弈论适用的范围。比如：在公共福利及其解决方面，博弈论中就有公共物品提供博弈的研究，如同“集体行动困境”。在公共危难及其解决方面，有一种公共危难并非天灾，而是人们自己造成的博弈困境，即“公地悲剧”；还有“城管式困境”，比如城管、医患、教育、政府公信力流失等，这些非常需要运用博弈论来进行研究。至于在社会公正及其解决方面，如何解释社会分配不公局面的形成以及如何造就社会公正的局面，博弈论依然是大有可为的。
此外，公共事务并无层次限制，因为社会共同体本身就是多层次的，从村落、社区、城市、地方到全国，从一国到全球。这意味着政治学研究可以在多个层面运用博弈论。比如区域冲突、环境治理、难民、疾病等，均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这些都可以运用博弈论。
政治博弈论的价值在于基础实践研究
政治博弈论的价值是基于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而言的。政治学的科学化研究基础是观察和描述，基本目标方向是就政治活动的现象进行各种科学化的解释，进而通过科学分析来解决政治问题，而最高的目标方向就是对政治问题进行科学的有效预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博弈本质上就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实质理论，它只能用来分析具体事例，作出具体解释，得出具体结论，不就具体结论进行一般性、通用化、规律化的解释，这是它的限度。至于对政治生活进行可能的科学预测研究，对政治博弈而言几乎是做不到的。因此，相比于科学预测方向的研究，政治博弈论的基础实践性研究更为重要。就现实而言，公共事务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占比最大，且无论重大的还是零碎的公共事务都亟须解决，这就为政治博弈的大量使用创造了条件，比如各种博弈机制的设计，就非常有助于展开对公共事务的处理。
那么，政治博弈研究究竟为了什么？具体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理解。
理论上，政治博弈可以解释公共性政治问题的成因和机制，比如为何会形成“囚徒困境”的公共危难，为何社会分配会遭遇不公正。政治博弈的解释方式是，把问题看成博弈的结果，然后按照博弈机制进行分析，以解释各方博弈者为何选择某种策略，从而导致了最后的博弈结局。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博弈论来进行解释，我们要做的只是观察和解释博弈者如何决策及其造成的结局，这就足够了。至于博弈所产生的均衡点是否存在和有多少均衡点这样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那是数学家研究的领域。
实践上，政治博弈就是根据相关理论的解释，提出解决公共问题的办法。而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博弈论来解决政治实践的问题，要区分一种误导性的做法。亦即，有的博弈论者通过数学演算，试图寻求和证明在某种博弈中存在最优的策略选择，这是受棋牌胜负游戏影响的结果，我们需要在政治学研究中予以规避。政治学运用博弈论来解决实际问题，要求置身于博弈之外，需通过构造或改变博弈的条件来达到某种总体的效果，比如提供公共福利、摆脱公共危难或者维护社会公正。而寻求最优策略选择的做法，却是置身于博弈之中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立场和目的适用于博弈的参与者，却不适用于政治问题的解决。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现代人的生活将频繁地遭遇更多的公共性事务，这为博弈论广泛介入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可预见的未来，博弈论会更为深入地应用于政治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产生更多的实证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也将促进其自身的丰富与发展。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政治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