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发起方，中国的动力是内生性的。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与策略，都是对现有国际秩序不可忽视的建设性重大举措。

　　作为备受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全球治理一直以来对特定领域或特定议题的研究、对国际社会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诸多思路和方案。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赤字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愈发凸显，现有治理机制和安排面对全球问题“力不从心”的表现，让世界各国热切期望全球治理的新引领和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新供给。客观上，需要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多学科进行跨领域视角研究全球治理，补充新型的、有效的知识供给和方案选择，应对复杂多变的困难和挑战。

　　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研究的困惑

　　一般来说，只服务和适用于本地区、其成本又是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国际性安排、机制或制度被称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与之相对应，服务于全球、成本由全球范围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国际性安排、机制或制度可以被称为“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出现了“区域内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间国际公共产品”的区分。

　　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实践中，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同上述定义存在着较为鲜明的差异性特色。比如，上海合作组织虽然其成本由域内国家承担，但其服务已呈现外溢性特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本由成员国承担，但其服务具备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双重特征。因此，从全球和区域概念来定义新型国际公共产品，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中，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供给、制度和三个经典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困难）上。这些研究从经济学视角切入较多，且基本都是基于二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以特定议题研究为主。比如，有西方学者认为，几乎不存在一个行为者愿意去支付公共产品的成本。而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实践，恰恰就是在承担这个“几乎不存在”的角色，并且欢迎各国“搭便车”。这一方面反映出该领域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另一方面又说明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公正方向发展的必然要求。

　　全球治理框架中的中国角色转变

　　纵观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变化，总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是中国逐渐融入主流国际体系的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2012年，中国更多参与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同主流国际体系的关系呈嵌入状态。这一阶段，中国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中基本以参与和跟随为主，初步尝试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如上合组织。第三阶段是2012年以来，中国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既有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无法满足现实需求、新型公共产品供给难以得到落实的背景下，中国主动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和行动迈出了关键一步，倡议并发起“一带一路”等新型国际公共产品，这充分说明中国已同主流国际体系实现了深度融合。

　　此外，思考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背景，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关注。

　　一是国际格局的演变。尽管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仍在继续，但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的局面没有改变。受世界经济发展大环境不佳等影响，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经历了巨大政治社会转型、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些风险同各国发展息息相关，深刻影响着彼此的政治经济社会，但是总体形势稳中向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多数国家的共同战略取向。

　　二是地球环境边界面临突破。2009年，瑞典学者罗克斯特姆等提出了“地球环境边界”这一概念，主要指人类活动已经或即将超过的某些阈值或转折点，存在一个“不可逆转的和突然的环境变化”的风险。这个边界由酸性海洋、臭氧消耗、淡水、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气候变化、化学污染等9项极限条件所组成，超过了这些极限值，人类就将可能失去“地球家园”。根据该学者及其团队的研究，按照现有人类工业及社会活动水平，到2030年前后，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就会达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高2摄氏度的条件；若不进行控制，则极端气候灾难的频度和烈度都将明显上升。因此，气候变化将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

　　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经济结构和规则的重塑。一方面，从2008年至今，世界经济依然没有走出恢复乏力的泥潭，低增长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革命性技术”将极大地重塑经济结构和规则，传统社会的运行治理模式面临重大转型。

　　参与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面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中国在路径选择上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新理念和新观点，如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其次是实践平台，主要指“一带一路”倡议；最后是实体机构，如上合组织、亚投行等。从时间序列来看，上合组织成立时间最早。除此以外，从2012年至今，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现出鲜明的“理念先行、机构跟进”的特点。这说明，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并非是随机或应急之计，而是具有从超前规划、预设方案到蓝图落实的国家战略创新之举。

　　实践乃理论之源。随着中国参与完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实践不断带来新案例，一方面，既有全球治理理论面临挑战；另一方面，这些案例也将面临经典理论的考验。如，中国案例从新的角度诠释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定义，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搭便车”行为并非影响集体合作和有效沟通的主要障碍等。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公共产品，能否避免“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以及“集体行动困难”等经典模型，需要时间考验，更需要共同的努力和智慧。

　　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内涵，在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不断丰富，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归纳，即以竞争性合作为原则参与世界秩序建设，以可持续安全观推动全球及地区安全框架设计，通过协商型对话加强政策沟通，全面整合设施、经贸和金融的互联互通，以互尊、互信、互鉴为核心的文明的对话等。

　　当前，虽然包容与排他、结伴与结盟仍将是国际秩序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需要面对的复杂选题，但从总的趋势上来看，世界走向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积极力量正越来越多。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潮流没有发生改变。作为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发起方，中国的动力是内生性的。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与策略，都是对现有国际秩序不可忽视的建设性重大举措。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