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代传统中，友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想，更是理解何谓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尽管如尼采、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现代哲人都论述过友爱，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友爱的主题几乎从现代政治理论的主流讨论中消失。或许是充分意识到仅仅关注正义的现代政制未能从实际上实现良序社会这一夙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友爱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开始复苏。

　　友爱的古今之异

　　古今对待友爱的态度判然有别，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友爱涉及的范围日益缩小。在古希腊，友爱是一类范围十分广泛的社会关系范畴，囊括了从家庭关系、私人关系、公民关系到程度更大的商业关系、宗教成员、社会团体和政治党派等，及至现代，它更多体现为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私人性情感关系。这一点在用语上亦可窥见一斑，古希腊语中表示友爱的名词为philia，核心在于“爱”（philo，philia的动词形式），而与之（并非完全）对应的现代英语用词friendship（通常译作“友谊”）则侧重“朋友”（friend）。

　　第二，友爱与德性之间的关联性已非必然，这是古今友爱观最根本的差异。对古人而言，友爱与德性密切相关，后者可以视作前者的基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真正的友爱必然是德性的友爱，亦即两个德性出众的好人之间彼此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品质。现代人则认为，爱朋友首先意味着必须尊重朋友在欲求、目标和价值上与我们自身存在不同的认知。其次意味着或多或少需要容忍甚至接受朋友的道德缺陷，因此，友爱在现代社会并不总是被认为与道德相关。

　　第三，友爱之政治维度的丧失。友爱在古代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理想，构成良序的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随着近现代道德普世主义与普遍的个人权利的兴起，友爱逐渐被私人化，从而失去了政治和公民的维度，以致与公共精神、公民伦理和政治责任相分离。

　　第四，友爱与作为核心的公民德性的正义渐行渐远。在古代的传统认知中，友爱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割的概念，甚至存在部分重合。譬如，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友爱与正义关涉相同的人和物，有着共同的范围和程度，进而明确宣称：“哪里有友爱，哪里就有公正问题。”在现代，友爱从公共领域降格到私人领域，具有偏私性；正义则被明确为一种无偏倚性的原则和规范，成为构建和完善现代政治制度的绝对标准。

　　友爱在现代政治中的失势

　　在现代政治中，友爱的失势是明显的，受两项重要转变的影响。

　　第一，政治国家之形成原因与基础的转变。在古代，友爱与正义共同构成城邦的产生基础，成为政治统一的黏合剂。亚里士多德曾说：“友爱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而对于现代政治国家，霍布斯明确将抵御外部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视为现代政治国家产生的原因，换言之，恐惧死亡与追求舒适、和平、安全的生活的私欲成为政治统一的黏合剂。在随后的洛克看来，财产、安全和自由构成政治的黏合剂。即便深受古希腊传统影响的黑格尔，虽然深知（友）爱之于古代城邦的决定性作用，仍然拒绝承认它们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在黑格尔的体现为政治伦理而非自然伦理的国家中，（友）爱消失了，取代它构成政治统一或将公民联结在一起的事物变成了现代意义的法律和理性。

　　第二，构成现代国家之基础领域方面的转变。现代商业市场的兴起使政治国家的基础领域发生变化，即愈加重视商业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和意义，相应地，作为原初的政治伦理品格的友爱逐渐退出政治社会的核心领域。这一点在以休谟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的学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只爱自己而不顾及友谊和德性的人当然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责难，但一个仅只感受友谊而无为公精神的人或不关心社会的人却是缺乏最根本的道德。”

　　友爱在现代政治中的复苏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友爱陆续出现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中，有了复苏的迹象，而友爱的复苏始于公民友爱及其与正义之关联性的重构。

　　当代政治哲学家发现，在近四百年的政治传统中，尽管自由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所提供的政治方案并未有效实现良序社会这一夙愿。与此同时，在现代政治制度的讨论中，人们往往关注社会正义的概念，却忽略了公民友爱这一在古代政治传统中与正义同等重要的概念的作用和意义。换言之，光靠社会正义无法解决复杂多元和冲突易变的现实政治生活的诸多问题。鉴于此，无论政治保守主义抑或自由主义，都深刻意识到友爱之于现代政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社会正义充分实现的基础作用。对此，政治理论家大多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能够为阐明公民友爱提供可靠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因此寄希望于通过复活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理论强化友爱与正义之间的某种关联，并试图从后者那里恢复作为一种德性的公民友爱的观念，从而为现代政治面临的难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当然，鉴于立场不同，学者们关于亚里士多德公民友爱学说的阐释不尽相同。作为现代政治保守主义思想中较有影响力的一支，社群主义的理论家倡导应当在公民中间形成一种友善亲密的关系，以此应对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实践中空洞的原子主义与个人主义。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友爱论及其政治哲学恰好迎合了此项需求。相反，政治自由主义者反对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作友好互助性的解释。尽管他们承认公民德性与政治品格对于促进自由主义社会的良序发展十分必要，但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友爱本质上是相对冷漠的，更加倾向于将相互利益视为公民友爱的构成基础。无论如何，正是不同政治理论阵营的彼此交锋，以及他们基于对现代政治之现实难题的解决方案的普遍与共同的渴求，使得作为古典政治哲学中十分重要的主题的友爱得以复苏。

　　友爱何以应当被复兴

　　第一，友爱迎合了现代多元化背景下社会统一和政治团结的需求。在多元化背景下，现代民主政治对社会统一和政治团结的要求日益增长，然而，作为现代民主政制基石的自由或正义同样面临威胁。这就要求一种合理有序的关系模型，要求其必须建立在对社会成员之共同利益的追求和维护的基础之上。友爱恰好符合这一要求。一方面，友爱是一种普遍共享的渴望，构成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友爱中的善意和利他式的关心有助于在公民同胞之间形成对共同利益之目标的整体性诉求。

　　第二，友爱是充分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社会正义的充分实现并不仅仅等同于一种纯粹基于理性设计的制度性规范。倘若一个社会中缺少最基本的互惠、善意和对公民同胞的政治责任，就不可能发展出良序的社会关系和真正的社会正义。即便友爱具有某种偏私性，却仍然包含了积极的要素，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和性情，这对于实现真正的正义以及自由、平等必不可少。

　　第三，友爱有助于公民德性的培养与塑造机制的形成。友爱所具备的善意、喜爱、对他人利他式的关心，这类对于政治品格的完善必不可少的积极因素更适用于范围更广的人群和公共领域，从而与正义一道形成一种持续、稳定的公民德性的培养与塑造机制。

　　友爱是达致社会正义、良序政治以及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传统，也适用于当今的自由民主社会。乔治亚娃（Mihaela Georgieva）的话引人深思：“既然古人都能充分地意识到友爱的重要性及其政治潜能，它为什么就不能被归入现代和当代政治理论的雷达中呢？”近代以来，人们将友爱从政治哲学传统中排除出去，从政治领域降格到私人领域，消解了它丰富而又深刻的政治意涵。今天，我们有责任重拾友爱的主题，修复这个被人为割裂与破坏的政治哲学传统。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