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德国近现代史紧密联系的“德国问题”是政治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但吊诡的是，“德国问题”究竟是什么，不同时代、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德国问题”的多种面相

　　对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如何面对在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完整的且具有侵略性的德意志国家，以及如何面对它对既存政治秩序发起的挑战，这是“德国问题”。对1871年以前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在1848年法兰克福资产阶级运动失败之后，如何在德国实现“统一”和“自由”，像其他国家一样完成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这是“德国问题”。对俾斯麦统一德国后的第二帝国时期到纳粹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如何实现权力政治（Realpolitik），以及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并使德国成为“世界之舵”的执掌者，这是“德国问题”。对经历了上个世纪那场“浩劫”的德国知识分子来说，反思为何会在德国产生纳粹现象并防止类似现象再次发生，以及如何面对德国再度的分裂及再度的统一，这是“德国问题”。

　　尽管问题的呈现各有不同，但就根本而言，“德国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从1848年资产阶级自由派方案失败到1945年希特勒失败之间，德国人是如何基于他们特定的历史传统与政治现实，尝试在与欧洲启蒙运动相关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之外，或者说在与欧洲启蒙运动相关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对立的地方来构建自身的政治哲学传统和解决自身的政治现实问题。

　　“德国问题”与非均衡发展的“特殊道路”

　　“特殊道路”（Sonderweg）如雷塔拉克所说，是指“1848年至1945年德国的发展过程，偏离了西欧其他国家‘正常的’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换言之，“德国问题”之所以特殊，以及它之所以被称为“德国问题”，是因为纳粹的野蛮行径发生在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在思想文化上有丰富贡献的、在各方面都非常紧密地联系于其他西欧国家的德国。如果这种类似的野蛮行径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地方，便不会像“德国问题”一样给人们在认知和理解上带来如此大的冲击和挑战。

　　“在康德和歌德的国度，奥斯维辛是何以成为可能的？”这种疑问正说明了“德国问题”的特殊性。达仁道夫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传统的文化图式和现代的生产方式之间成功的结合，是不可持续的。”所谓德国“特殊道路”的发展模式，实为各方面非平衡地跛足前行，这部分地回答了看似难以解释的“德国问题”产生的原因。

　　“德国问题”与现代性—虚无主义

　　现代性—虚无主义问题是指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价值业已崩溃，但是新的价值却未建立（或者说根本无法建立）。通过对德国近现代社会的全面考察和分析，达仁道夫认为，二战前大部分德国人并未完全进入现代社会，因此将德国人称为“在现代社会中的非现代人”。

　　对二战前的德国而言，虽然按照工业产值、城乡人口比重、普遍受教育程度甚至是投票主体占总人口比重等标准来衡量，德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都非常符合现代社会的特征。但究其实质，德国仍然保留了很多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相抵触的前现代的、保守的和“非自由”的因素，而且德国在过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残留的前现代因素使得新旧之间的冲突或者断裂相比其他社会表现得更为剧烈。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英美等国家之所以较好地处理了现代性问题，是因为它们在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保留了更多的传统。但是，这种“诊断”无疑是偏颇的。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德国在历史发展上的断裂性问题而没有看到连续性问题。同理，二战后许多学者将纳粹现象归于“现代性问题”，因为他们只看到纳粹利用现代技术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这层表面，却没有看清这背后残留的前现代因素才是问题的本质。可以说，二战前的德国保守主义思想正是纳粹的主要思想来源，它们反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所依靠的正是一种对确定性、权威的怀旧之情。

　　“德国问题”与“非自由”的社会心理

　　彼得·盖伊将魏玛共和国称为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保守的、前现代的和“非自由”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保守的、前现代的和“非自由”的社会意识。德国社会这种“非自由”的状态导向了一种政治上的错误方向，并在1914年一战爆发时达到了高潮，标志性的事件则是许多著名知识分子署名支持德国进行一战的《九十三人宣言》。即使经历了一战的溃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社会的大部分政治经济精英、德国文化界与科学界的大部分精英与一般民众都缺少对自身的反思，并对新生的共和国持有怀疑。可以说，在魏玛共和国前后，德国知识分子中间保守主义阵营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他们都是受到尼采思想影响、具有激进倾向的保守主义者。所以斯特恩才会说：“尽管保守主义革命是一个欧洲现象，但是只有在德国它成为一股在智识上和政治上的决定性的力量。”

　　正是一战后衰败的氛围为法西斯运动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着法西斯运动。其中，代表性人物有英国的莫斯利、法国的莫拉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葡萄牙的萨拉查、西班牙的弗朗哥以及巴尔干地区的一堆大小法西斯领袖。但是，法西斯运动在英、法、瑞士等国都没有成功，而在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南欧、中欧国家则获得了政治权力，个中原因正如达仁道夫所说：“纳粹这种新形式的非自由主义是根植于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即一个威权的而非自由主义传统的土壤之中的，它成功地在德国夺取了权力，但是在更为自由主义的国家里却失败了。”

　　“德国问题”与“犹太问题”

　　从历史上看，犹太人和德国人在一起生活的历史大约有两千年，形成了独特的德国—犹太共生现象。德国犹太人为德国各方面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德国—犹太共生现象并非是一番和谐的景象，而是伴随着十几个世纪以来的排犹史。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的分析，这个问题甚至可以追溯至中世纪之前。

　　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种族主义和排犹运动并非是纳粹德国所独有的。抛开漫长的西欧排犹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犹太人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上：英法美等国的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世俗生活，东欧和中欧地区聚居的犹太人仍然保留着旧的犹太传统，而对于德国犹太人而言，所在地区不同，情况也有所不同。在德国西部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犹太人的犹太认同已经较为淡薄，成功地作为个体融入世俗化社会；但是在德国东部地区，犹太人依旧保持着很强的犹太传统和认同，并和当地的德国人存在着明显的分离。

　　不论是17世纪的斯宾诺莎还是19世纪的马克思，他们对“犹太问题”的看法都是希望通过推进犹太人（和犹太人所在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来解决“犹太问题”。毕竟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性都较低的传统社会中，犹太人作为他者是无法融入其中的，只有在人被原子化了的现代世俗社会中，“犹太问题”才能不再成为问题。伴随德国现代化的发展，德国犹太人逐步获得了解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甚至对犹太人在法律上的歧视也被废止了。在近现代德国，德国犹太人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占据着与自身人口不成比例的重要地位，并在第二帝国后期以来在政治领域也开始发挥影响。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犹太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歧视与排斥。因此，德国“犹太问题”并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自然得到解决，而需要在解决德国社会在不平衡发展进程中积累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过程中寻求最终的“解决”。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