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布洛赫的“我希望故我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现代哲学的一种未来学转换。按照布洛赫的论断，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大多满足于一个业已生成的世界，如柏拉图的那个固定不变的理念世界，哲学喜好谈论过去而不是将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纠结于过去而是朝向未来，由此开启了一个未来自由王国的希望之旅，形成了一种革命化的实践哲学，其核心议题就是如何使世界哲学化和使哲学世界化。为了赋予并且强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希望哲学或者未来解释学的理论使命，布洛赫力图在他的一系列理论著述中（从《乌托邦精神》到《希望的原理》）将“希望”提升为哲学范畴。“希望”不再只是单纯的情感或者平常的渴求，而是一种最富有人性特征的激情。人总是面向未来而活在超越现实的期盼之中。在布洛赫看来，直立行走是人脱离动物世界的开始，而人与动物更为根本的区别在于，人始终抱有一种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西方传统哲学将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确实，如果没有理性，人的自由愿望就无法表达出来。但是，如果人没有希望，那么人的理性是不会开花结果的。继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后，“我希望故我在”命题成为人性及其主体性的新规定，于是人成为希望的动物。“希望”从一种情感现象转身为一种认识论范畴，甚至变成一种存在论范畴。在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的理论演绎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被解读为一种以“希望”作为基本范畴的哲学人类学。
关于“希望”的解释
希腊神话“潘多拉的盒子”（Pandora’s box）最早提到了“希望”。当潘多拉打开盒子将其中各种灾祸，诸如贪婪、嫉妒、诽谤、虚伪、邪恶、苦痛等释放出来祸害世界时，她趁里面的“希望”还没有出来之前就盖上了盒子，于是“希望”就留在了盒子里。这个神话让人有些困惑。为何唯有“希望”留了下来？“希望”究竟是一种灾祸还是一种未知？这则神话对于“希望”的模棱两可之处，恰好反映在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教义的不同态度中。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将“希望”看作一种容易导致迷失和错乱的情感。在基督教教义中，“希望”作为信徒的三个基本德行之一，与信仰和博爱并列，甚至将“希望”作为弥赛亚主义的核心，“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近代哲学用基于理性的进步信念取代了基督教的“希望”。宗教的“希望”被世俗化，人凭借理性成为上帝。康德提出了理性人类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希望被他看作一种向往美好生活的激情而给出了两面解释：如果希望走向的是道德的和理性的生活，那么希望就是好的情感；如果希望导致的是非道德和轻率莽撞，那么希望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从虚无主义出发，尼采最初将希望视为最坏的东西，因为希望只是在延长人的痛苦而已。但是，他后来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又提出人的最大希望就是对于生命的最深刻反思。
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大战、大屠杀、生态灾难等轮番上演的人间悲剧，将“希望”的议题摆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议事日程中。从哲学人类学（涵盖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和其他理论学科的角度去探讨“希望”一时成为反思时代的理论热点，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塞尔的 《旅人：希望形而上学导论》、戈德弗瑞的《人类希望的哲学》、罗默洛的《希望与预见》、林奇的《希望的图景》、曼宁格尔的《希望》、弗洛姆的《希望的革命》和哈维的《希望的空间》等。
“希望哲学”的理论建构
什么是希望？希望对于人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从哲学上给予希望一个人性的基础性定义？如何通过希望的哲学化而为现代人提供一种真正的希望？这些问题都是布洛赫“希望哲学”的核心议题。在他的皇皇巨作《希望的原理》中，希望得到了百科全书式的阐发。从此，希望不再是一种平常的情感，也不再是一种无用的幻想，而是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激情。这种激情不仅表达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欲望，而且作为一种人身上所具有的特殊认识，甚至还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本存在方式。正是凭借着希望这种激情，一个尚未存在而将会存在的世界向我们显现出来。在希望之中，人类总是向前朝着那遥远的地平线，因为人类生命本质的实现不是在现在而是有待将来。人类的存在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将可能变为现实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也就是人有没有希望。希望的态度不仅是主体性的取向，而且是人性中的乌托邦力量。构建一种希望哲学，就是为了发掘和提升人性中的超越性欲望。布洛赫从分析小小的白日梦开始，给出了“主观的希望”和“客观的希望”的划分。所谓“主观的希望”，一般是主体自身的自我确信和自我肯定，而这种确信和肯定又是由“客观的希望”指明的；所谓“客观的希望”，往往是由最大可能性的内容形成的。所以，在布洛赫看来，真正的希望是由历史和趋势促成的。简言之，希望从单纯的主观意愿上升到了世界过程的本质规定，即物质生成的可能性趋向。否定的和超越的力量不仅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中，也存在于物质客体的变化之中。
从古代的希望情感论和基督教的希望救赎论发展到布洛赫这里，我们看到了上升为认识论甚而本体论的希望范畴。如果我们追问希望究竟来自何处；人类为什么会有希望；希望究竟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还是实实在在的“向前的意向”和尚未实现的可能，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布洛赫试图在主观意愿和客观趋势之间找到“希望”的落脚点。人是一个有限但开放的主体，当人面对同样是开放的世界过程，于是就产生了人与世界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希望的梦想与物质的趋势可以达成同一性，最终世界成为真正的家园。布洛赫提出了三个核心概念来论证这样一个实现“希望”的辩证过程。首先，“希望”的出现和实现都有赖于“前面”，因为有“前面”所以才有“希望”。“前面”是一个时代里最为先进的东西。“前面”既代表一种超验的理想，也指向一个内在的他者。作为超验的理想，“前面”指人的本质（即走出异化现实）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梦想。理想的人与现实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是吸引人去将可能变为现实的乌托邦力量。与此同时，“前面”不单是在外面的超越之物，而且是在主观内部的东西，它是使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主观性前提。换言之，世界的变局有赖于客观和主观的同时作用。其次，人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面对着新奇的和前所未有的东西，即“新奇性”的闯入和触动。新奇性会催生出一种尚未意识和尚未存在的可能性。当不同于以往的和眼前的新奇之事出现之后，人就不再满足于似乎已经确定下来的东西。在人的心灵深处萌发出各种活跃的想法和念头，构成了人超出现状而走向圆满实现的爆发性冲动。“新奇性”还具有个人的和历史的特定意义。对于个人而言，新奇如同一个新开端引发了个人内在的关注，使得心灵朝向未来的方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新奇既有来自尚未存在的未来面向的冲击，有时还有打破传统克服过去的变革。新奇事物的火苗可能会被扑灭，但是绝不会彻底地熄灭，反而会越来越旺盛，也就是常言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希望的支撑在于作为可能性存在的“事态”。“事态”当然不是变化的机械堆积，而是作为事物辩证发展过程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移动的存在，“事态”就是尚未兑现的存在，从而构成了我们未来的土壤和物质。总之，“前面”“新奇”“事态”三个概念生成了人身上最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希望。因为有了希望，所以人类的生命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即一种冲破既定现实而不断向前的历险过程。
“希望”与“具体的乌托邦”
布洛赫之所以批判传统哲学，就是因为传统哲学将存在的基础如实体、绝对甚至上帝完全等同于固定的和确定的东西，似乎一切发展变化都是朝向这个固定的东西或者来自这个固定的东西。传统哲学往往是向后看的，总是沉浸在过去的和不变的时空之中，因此传统哲学骨子里缺少一种革命性的思想维度。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是往前看的，是基于客观发展趋势分析之上的“具体的乌托邦”。这种具体的乌托邦不同于“抽象的乌托邦”，因为它是“战斗的乐观主义”和“面向未来的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希望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实践性是由“冷流”和“热流”汇合而成的。正是因为有了“冷流”和“热流”的共同作用，看似矛盾的“具体的乌托邦”才有了合理的解释。根据布洛赫的论述，所谓的“冷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面向，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事关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分析；所谓的“热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性向度，即马克思的消除人性异化的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就是力争人类得以解放的意向，就是为了那些被侮辱和被奴役的人而构想的自由王国。“具体的乌托邦”代表着人类回到了同一性的家园，即人与世界之间不再是陌生的和隔阂的关系，而是结束自我异化走向了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具体的乌托邦”与其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形容词，不如说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拯救。因为在布洛赫看来，“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异化现象达到了触目惊心、无以复加的地步。一切人与事物都完全变成了商品，而且这种虚假意识日益膨胀，在此导致最惊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挥霍，以至于使人陷于极度陌生的、漂泊游荡的、丧失本质的境地”。资本主义现实中的人似乎成了可怜的和无望的脊椎动物，这应该是布洛赫渴求改变世界而创建希望哲学的初衷。
为了消除人性的异化，也为了让世界变成真正的人类家园，人需要构筑一个关于自由王国的梦想。人之所以是一种希望的动物，就在于人是一种尚未确定的存在。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也可以表述为“尚未存在的本体论”。“尚未”（Noch-Nicht）指那些还不存在或者还没有实现的东西，或者指那些有待实现的可能。布洛赫基于过程哲学的原理，甚至从宇宙进化的视角提出人和世界均处在“尚未”的逐渐实现过程之中。整个世界是没有完成的，世界的发展还包含着诸多潜在的可能性。潜在的可能性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尽管这种可能性在现实发展中是非常不显眼的。世界是如此，人的生命活动更是如此。从根本上讲，人是完全生活在未来之中的。因此，以白日梦为核心的乌托邦就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我希望故我在”，正是因为有了希望，世界才对人类展现出“前面”“新奇”和“事态”的乌托邦图景。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是通过实践来认识和实现自由王国。希望与确信不同。希望或许伴随着失望乃至绝望的艰难航程，而确信是建立在已经确定的固定状态之上的。布洛赫喜欢用两个词来刻画他的希望哲学，即“过程”和“实验”。“我希望故我在”是一个由未来加以定向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系数的实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