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慎言看作良好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是“君子之所不至”（王安石：《王文公文集·杂著·礼乐论》）的三种行为之一。同时，认为慎言是养成良好道德修养的重要方式。“言谨则能崇其德。”（胡宏：《胡宏集·知言·文王》）“才妄言时心已不诚，才有谨言之心即是诚也。”（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新泉问辨录》）言为心声，谨言不仅是内心之诚的外在表现，而且是对内心浮躁悖妄的主动克制。具体说来，慎言包括三方面要求。
第一，言不轻发。首先是少说。“处世戒多言。”（朱柏庐：《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少说不是不说，而是不轻易说那些没有把握和没有价值的话，尤其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因其“不过传述道路之言，未尝造谎”，而且“多虚少实”（陈确：《陈确集·别集·不乱说》）。在不断延展的传播链条上，不仅这些消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很难保证，而且还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对社会造成损失。古人认为传播小道消息是浮躁浅露的表现，对成德不利，故对其深恶痛绝。“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宋人叶梦得教育儿子对别人的话“每致其思，而无轻信”“每谨其诫，而无轻传”（《石林家训》），既不可轻信，亦不可胡乱传播。与之相关，古人强调“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八年》），说出口的话必须要有根据。其次是慢说。如果确需说话，也不要急于出口。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讷、讱，都是指出语迟缓。迟缓并不是让人故意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而是强调谨慎。迟缓作为一种表象，是对想要立即发表意见的冲动的刻意约束，“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其目的是为自己保留一个思考判断的时间。“欲发一言，必先虑前顾后。”（石成金：《传家宝·知世事》）这一思考过程十分必要，它不仅能帮助人们保持言语的合理性，而且还会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与此相关，古人提倡在情绪激荡时应尽量避免言语，尤其是“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第三》），更应该注意这一点。因为在此情形中，大喜或大怒的强烈刺激会让人无暇思考或者思虑不周，以致言语失当，“喜时之言多失信，怒时之言多失体”（陈继儒：《安得长者言》）。
第二，体现言语价值。首先，言语要有质量。“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说出来的话要一语中的，抓住关键；而不是言不及义，语无伦次。“凡出一言必有所为，不得突如其来，不得茫无头绪，不得杂乱不清，不得有首无尾。”（李塨：《恕谷后集·富平赠言》）为此，就要暂且搁置尚存疑惑的部分，谨慎说出具有自信的部分，“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其次，言语要有分寸。“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徐干：《中论·法象第二》）君子言语得体，不说轻佻或越界的话。如此一来，即使亲密如妻妾也“不可得而黩”，亲近如朋友也“不可得而狎”。古人赞扬这是持身端正的表现，认为这种行为能够带动和教化家族、乡里的良好风气。贾谊认为，言语适当可谓智者贤者的必备素养。“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新书·大政上》）三国时期的谋士许攸就因自恃功劳、屡出狂言以致被杀。他不考虑处境与对象的复杂性，错误判断形势，正是愚者表现；同时，因功绩而贪名自得，又无贤者风范。孟子说：“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孟子·离娄上》）说话随便，无以入德，即使责备都不值得去做。再次，言语要契合时机。墨子的学生子禽曾经问他：“多言有益乎？”墨子回答：“虾蟆蛙蝇，日夜恒鸣。口干舌擗，然而不听。今观晨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墨子间诂·墨子后语》）池塘里的蛤蟆、青蛙日夜鸣叫，口干舌燥，但是也无人在意。雄鸡则不同，只在黎明时分啼叫，人们听到以后就都起床了。这说明，并非多说话就好，只有契合时机的言语，才会得到重视、尊重和欢迎。否则，宁默毋躁，多说还不如少说，“多言而不当，不如其寡也”（《管子·戒》）。
第三，凸显美善原则。“夫言行在于美善，不在于众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从之，或见一恶意丑事而万民违。”（桓谭：《新论·言体》）语言的美善起码有两个表现。首先，言行相顾。“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间诂·公孟》）是言语诚信的必然要求，也是言语美善的重要表现。“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礼记集解·杂记》）对于将要出口的言语，必须充分考虑其落实的可能性，即言语内容能否转化为行动，转化的程度如何？由于言语与行动相比，“行易不足，言易有余”（戴震：《中庸补注》），故而，古人为避免因言行不符而造成失信，一方面主张力戒“轻言”，如轻率许诺，不切实际地树立目标等。“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另一方面反对因虚荣而脱离实际地肆意吹嘘。“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言语要实事求是。其次，成人之美。“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不仅可以远害，“更能养德”（洪应明：《菜根谭》）。如何对待别人的过失、不足甚至隐私，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指标。积极的方式是理解宽容并在善意的前提下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助其改正和提高。消极的方式则是幸灾乐祸，讥讽评议，四处扩散。后一举动显然与儒家所倡导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的价值取向严重相悖，而且可能成为某些人打压排挤他人的舆论策略，在滋生和助长人际恶意的同时败俗伤化。因此，古人非常反对此种言语方式。马援曾专门写信告诫侄子，“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诫兄子严敦书》，范晔：《后汉书·马援列传》）。羊祜要求子弟“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诫子书》，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三）。同时主张，即使有必要在背后评议某人，那么这些言语“亦须当面可言”（石成金：《传家宝·知世事》），以此保证言语符合实际，而无主观歪曲。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