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造知识和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海外汉学显然不同于我们通常熟知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它是由多个人文学科作为支撑的、旨在研究中国的综合性交叉学科群与研究领域。就学科属性而言，跨学科和跨文化是海外汉学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跨学科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其研究领域涵盖多个学科，而是侧重于它的研究方法涉及多个学科。跨文化则强调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文化差异性。海外汉学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仍属海外学术体系的一个分支，具有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特性。中国学术界当下对海外汉学成果的研究，也同样属于跨文化的解读。

　　海外汉学的跨学科、跨文化属性

　　跨学科研究是指一种多学科相互融合以实现一个全局目标的研究方法。若仅从字面意义上解读，海外汉学似乎天然地具备这种特质，实际上并非如此，跨学科研究方法一直到20世纪以后才在汉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初期的海外也有跨学科综合性方法的运用，但还是以文献学为主，只是借用了相关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和思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严格来说，跨学科研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交叉点或重叠部分的有机融合，且在学科属性上又有不同侧重。

　　相较而言，跨文化的学科属性更像是汉学与生俱来的特质。众所周知，海外汉学的研究主体是海外汉学家，即便有少数华裔汉学家，或早年有中国学习生活的经历之后移民海外的汉学家，他们皆有海外学术训练的背景和学术环境的熏陶，思考传统中国和现当代中国问题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却都不同于中国本土学者。对于这些汉学家而言，中国的社会文化是不属于他们惯常生活场域的一种异质文化。因此，他们在翻译介绍中国传统经典著作或研究中国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中华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思想碰撞。国内学者如严绍璗、钱婉约等认为，这些汉学家是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的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来说又是他们“母体文化”观念，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因此，国际中国学或汉学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边缘性学术，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当然，这种比较文化研究的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成果的研究。

　　若以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为例，我们会更加清晰地认知海外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这两种属性。最早的《论语》英译始于19世纪初，主要由当时英国来华的传教士所译。如马士曼和柯大卫的译本，主要用作学习汉语的教科书，较少有研究性内容；理雅各和苏慧廉的译本则倾向于学术研究，每卷除译文外都附有长篇序言和附录。只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文本诠释都遵从了中国文献学的学术传统，并无独立的观念和方法。20世纪前中期，以韦利为代表的新一代汉学家在西方近现代思潮尤其是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运用了考古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现代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展示《论语》最初编纂时的形态。这种考古翻译的理念符合汉学家欧德理提出的“以西方哲学思维历史地、思辨地检验和批评原始文献”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汉学家为主导的《论语》英译开始注重对儒家经典的重新研究和诠释，其中有代表性的译作当属安乐哲与罗思文合著的《论语：哲学性翻译》（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这个书名的副标题不仅指翻译文本所蕴含的哲学观念，而且指用哲学的方式来研究、诠释和翻译《论语》。两位译者都具备汉语语言学和西方哲学的双重学术背景，他们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哲学诠释，可视为西方学术环境中的过程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参与中国儒学研究的结果。

　　通过梳理《论语》英译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首先，海外汉学的跨学科研究是伴随西方近现代的学术思潮和学科建制而产生的。其次，海外汉学的跨文化研究形成了各门学科相互借鉴、相互推进的局面，既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反观自身，又以他者的形象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海外汉学的再研究与反研究

　　海外汉学自诞生以来，即在重叠中存差异、关联中显独立的语境中与中国学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历史嬗变还是当代中国学术的复兴与重建，都得益于中国本土学者与海外汉学家群体的交流互动。由此，中国本土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海外汉学研究实际上是对海外汉学发展与成果的再研究和反研究。

　　这里需要界说两组概念。首先是海外汉学与海外汉学研究；其次是海外汉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分支：汉学发展史、汉学学术史、汉学批评史。

　　海外汉学研究的研究主体可以是中国学者，也可以是其他国家的学者；其研究对象则是国外汉学的发展与成果。就学科归属而言，海外汉学研究不必划归为与汉学并列的独立学科，而是属于海外汉学学科下的一个分支。二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国文学批评隶属于中国文学来类比。那么，海外汉学研究的内容有哪些呢？国内学者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海外汉学发展的历史进行梳理；二是按照不同的专题和学科，对汉学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成果进行翻译、介绍、探讨和反思；三是关于中国典籍在西方流传、译介与馆藏情况的研究；四是探讨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演变的关系。其中，张西平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必须了解汉学在域外发生的文化和学术的背景，在不同的知识和文化背景下它的价值和影响。反过来说，这种发生在异地、由东洋人和西洋人所做的学问对我们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和什么方法来评价这门学问。”概言之，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包括汉学发展史、汉学学术史和汉学批评史三个方面。

　　汉学发展史旨在弄清国外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汉学家对传统中国和现当代中国研究的基本状况和演进轨迹，包括海外汉学研究的形式、不同阶段的分期设置、重要的海外汉学流派、代表性的汉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等。汉学学术史的研究内容侧重于海外汉学领域中诸种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的源流、演进及其主要成就。而汉学批评史则聚焦于中国或其他国家对海外汉学成果的再研究与反研究，包括海外汉学产生的影响、中国等国的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接受情况以及价值评定。

　　需要强调的是，海外汉学作为他国学术体系中的分支，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在国文化语境、知识体系、学术历史与学科建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一方面应关注海外中国研究的著作、专家、学术脉络的传承与衔接，专业领域的形成与发展，可资借鉴与值得商榷之处及其未来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则应重新审视海外汉学研究的观点与方法，反思其洞见和不察，进而依据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重新思考全球史视野下海外汉学的发展路径。唯其如此，国内海外汉学研究方可坚持学术主体性和批判性，冷静反思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和冲突，在互通互动中实现不同学术话语真正的对话与融合，进而推进海外汉学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建构。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