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也被译为监控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新的经济模式，依赖于对人类行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大量个人数据在不知情或没有明确许可的情况下，被源源不断地重新打包、分析和利用。监视资本家声称私人经验是可以随意开采、进入市场、用于生产并最终用于销售的免费原料，从而剥夺用户数据的价值，篡夺人们对其生活相关数据的控制权，操纵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对数字用户构成巨大的安全威胁。

　　将个人数据商品化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肖莎娜·祖博夫在其著作《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在新的权力前沿为人类未来而战》中认为，监视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新形态资本主义运作模式，它“单方面声称人类经验是可以转化成行为数据的免费原材料”。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榨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监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它以吞噬日常生活经验、超越用户的同意、将私人数据商品化作为谋利手段，从而构建起“监视经济”模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的加速发展，监视资本家通过各种应用程序无休止地、秘密地、近乎零成本地收集、存储、分析、加工、打包处理人们容易忽视的隐秘角落的“网络痕迹”，预测用户的习惯、偏好和消费行为，从而帮助广告商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和商品，实现数据产品潜在的商业价值，从中赚取巨额利润。祖博夫指出，“监视资本主义重复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原罪，它恢复了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以劳动力为食的吸血鬼的旧形象”。对监视资本主义而言，在以高科技建构而成、无可遁逃的原材料萃取过程中，每个网民都是被剥夺的对象。哪里有链接，哪里就有监视。在祖博夫看来，监视资本主义是以谷歌和脸书为代表的超级科技公司主导的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的新型“财富积累逻辑”，它通过获取庞大的“行为盈余”，从而判断用户现在、很快、以后将要做什么，进而改变和修正人们的实际行为，在将社会“档案化”的过程中重构权力话语。这些盈余意指超出在线产品和服务使用范围的数据，它包括与一个人的位置、年龄、职业、生活方式、习惯以及一系列个人和职业偏好相关的隐私信息。

　　祖博夫认为，监视资本主义使得一种基于不断捕捉数据和获取“行为盈余”的新形式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它产生了以电子监视为媒介、将日常经验商品化的新市场，构成全新的权力控制机制。祖博夫将这种机制称为“大他者”（Big Other）。在监视资本主义的隐含逻辑下，科技公司不仅将人们视为物质商品的潜在消费者，而且将他们视为行为商品的潜在生产者。在监视爆炸式发展的时代，从虚拟空间到真实世界的私人数据被更多地收集，而用户只能默认同意这种数据提取，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替代方案，无力对抗渗透进全社会的“大他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彼此连接的背景下，矗立着一个利用数据并通过数据工作的“监视帝国”，它以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为中心。这些活动和社会关系在一个日益痴迷于数据的市场中进行交易，数据成为全新的商品经济要素。人与人之间的在线互动被商品化，而监视帝国永不停息地巧取豪夺，扩充数据库以实现资本的进一步增殖。

　　生命走向赤裸状态

　　当监视在智能技术的支撑下变得更加灵活和可移动，渗透并蔓延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也随之进入后全景敞视社会。在英国学者鲍曼和另一位社会学家大卫·里昂关于“液态监视”的对话中，两人认为，“受空间限制的现代固定化监视与当今流动形式的移动、脉动信号形成对比”。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工监督相比，今天的监视与更有趣的事物相结合，特别是在娱乐和消费领域，因而产生了令人愉快、更加柔和、更具操控性的监视形式。消费社会越来越不在于满足需求，而是越来越多地制造被观看的欲望；权力越来越不与强制有关，而更多地与诱惑相关。社交媒体使被关注的喜悦扼杀了被暴露的恐惧，展示和分享的冲动压倒了保护隐私的冲动，用户正在被教导将自己视为一种尽可能吸引人的商品。他们既是商品又是商品的推广者，心甘情愿地向监视资本家交付他们的信息流，接受电子设备无休止的凝视和监听。

　　大卫·里昂指出，“在所谓的知识型社会或信息社会中，电子监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模式”。监视不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个人进行审查的刻意行为，它成了日常性体验。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或者做什么，都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检查、扫描、监测、记录、评估，从而陷入“楚门的世界”。正如韩炳哲在《透明社会》中所说：“数字化的全景监狱无需任何透镜就能发挥作用。这就是它之所以高效的原因。非透视的穿透性照明比透视的监狱更为有效，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全方位地被任何一个人完全照明。”在韩炳哲看来，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的突出特点在于每个人都自愿地暴露自己，而彼此间也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深入交流。

　　在21世纪的今天，个人信息变成了新的开采能源。数据的收集和流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多部门的核心要素，数据变成一切事物的基本资本形式。从金融到治理，从生产到分销，从消费设备到企业系统，从智能家居到智慧城市，数据即资本的理念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影响和改变着诸多空间和领域。正如祖博夫所阐述的那样，科技公司聚敛财富的新起点就在于以“越界”和滥用的方式挖掘和采集源源不断的私人数据。之所以如此，源于数据的流动对应着利润和权力的流动。数据资本的持续循环成为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谁掌握更多的数据，谁就能拥有更大的优势。为了获得主动权，监视资本主义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其平台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效应，力图控制、存储用户数据的数据库进而控制市场。作为人类个性表征的隐私权被干涉和践踏，人们的独立性和尊严受到威胁，生命走向“赤裸状态”。正如韩炳哲所说：“人们便以‘透明’的名义，消除了所有谨慎的回旋余地。它们被照得透亮，被剥夺殆尽。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无耻、更加赤裸……透明的关系是一种死亡的关系，它没有一丝一毫的魅力和活力。”

　　走向数字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深刻地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监视资本主义下的技术控制进一步表征着这种颠倒，只不过呈现出特定的形式而已。就劳动对象而言，用户的数字化经验受到资本的控制。就劳动工具而言，数字平台的拥有者是私营公司而非用户。就劳动产品而言，私营公司将用户数据商品化，实现价值增殖，而用户却得不到报酬。按照祖博夫的说法，监视资本主义“只关心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被其不断演变的操作所使用，包括再现、计算、修改、货币化和控制”。科技公司非常善于利用恐惧让我们认为他们的目标是好的。如果我们害怕发生某些事情，我们更有可能购买一种产品来保证我们的安全，即使该产品正在收集我们的数据并侵犯我们的隐私。监视资本家将我们所拥有的事物转化为操纵我们的事物，目的是将我们的世界、家园、身体的广度与丰富性转化为听话的物件，严重地削弱了人类的能动性和尊严。这种“工具性力量”不在乎平台上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消息是真是假，不关心生命内在和灵魂生活，只是将用户视为被利用的对象，利用监视技术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变成谋利的数据供应，剥夺人们自我决定的自由意志，引导人们进入为他人的商业利益服务的行为路线。

　　祖博夫呼吁，我们必须去为一个截然不同的数字化未来而斗争，掌握生活的主动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支配一切。资本主义法律作为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可能改变剥削的本性，也无法引领数字化走向普惠和公平。对于监视资本家来说，积累——他们的资本不断增殖——来自于获得更多数据。监视资本主义通过越来越普遍地跟踪和塑造人类行为，将人类经验引入市场交易机制，使其成为实现利润和控制人口的重要因素。垄断企业以系统性监视“殖民”生活世界，构建商业逻辑，贪婪地占有财富和权力。道德从来就不是资本家的首选，牟利才是。

　　数字技术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面对监视资本主义带来的生存威胁，采取“大拒绝”和“无所谓”的态度都是不明智的。马克思早就指明，“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资本家只会利用互联网的侵入力量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无意解决监视的弊端，更不愿理会数据产生者追求更多自由空间和时间的诉求。超越监视资本主义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向数字社会主义，将人类福祉置于经济利益之上，让大数据真正成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依据，而非沦为监视资本家牟取暴利的工具。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