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并基于我国国情概括出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文学应如何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更加广泛、深刻、有力表现中国现实，提高思想文化品质与境界，就显得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

　　一是文学应坚持人民至上的创作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要求文学创作应突破狭小圈子，不为利益集团写作，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心系民生、以百姓的冷暖喜好为旨归。在人口巨大规模中，文学既要反映精英阶层，也要关注底层社会；既要书写汉民族状况，也要写出各少数民族发展变化；既要有高雅文学，也要重视通俗文学；既要反映健康成年人群，更要关心少年儿童特别是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员。这是“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的书写观念，对克服自我一己表达甚至呓语式个人写作弊端，走出小我感觉、突破碎片化状态、避免虚无主义，是大有益处的。近些年，非虚构文学创作注重底层民生、脱贫攻坚、红色文化基因、以孝治村、少年儿童成长等，都是人民至上的集中体现。不过，如何为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少年儿童、残疾人写出更多更好作品，这是当前文学创作存在的短板，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探索、创新和发展。

　　二是文学要将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作为使命。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对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到文学创作，作家不能只为富人阶层代言，也要避免作家的贵族化和追求贵族文学，而是要有人人平等和社会公平正义感，特别是倾听底层社会与人民呼声，这样的文学才不会变色变质变味。对于新时代作家来说，一是要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了解他们的欢乐与苦痛，尤其是要知道他们的急难愁盼；二是要心中有民，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与兴趣爱好，特别是要学会懂得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方式和语言；三是在防止两极分化过程中，树立探索精神、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以发展眼光看待和促进共同富裕，克服“等、靠、要”等慵懒思想。这在柳青和路遥的人生观及其作品中，有着丰富完美的展示，像“不丧失劳动者的感觉”“作家的劳动”“关于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这些表述都很有代表性。新时代作家更应接续这一传统，将共同富裕与公平正义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

　　三是文学需在强调物质富足时更重视精神富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对文学创作提出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因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对作家而言，一方面，要改变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观念束缚，即不愿或不敢谈“钱”与“富裕”，要大胆、真诚、坦荡地书写物质富足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要为物质迷惑，特别是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忽略甚至放弃精神追求。其实，精神富足之于作家来说是一份更宝贵的资源，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都有体现，这是公而忘私、不怕牺牲、勇于奋斗、自强不息、探索创造的伟大精神。以往，我们偏于从西方个性启蒙角度进行文学创作，于是强调个体、个性解放、自由精神等，相对忽略集体、群体、传统、英雄、崇高、奉献精神，导致没有好好发掘传统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的“精神富有”，这是今后应加力和努力突破的方面。

　　四是文学当以生态意识精神创造自然美好作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关键。应该承认，生态意识觉醒与西方理论的引进有关，但不能否定中国数千年文明，特别是其中包含的生态精神，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文明、文化、文学对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白居易在《养动植之物》中写道：“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由此，他提出：“故川泽有禁，山野有官；养之以时，取之以道。是以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渔不竭泽，畋不合围。至于麛卵蚳蝝，五谷百果，不中杀者，皆有常禁。夫然，则禽兽鱼鳖，不可胜食矣；财货器用，不可胜用矣。”当时，白居易不可能有生态意识，但其生态精神是非常突出的。这就容易理解，中国古人为什么特别讲“惜”字，如“敬惜字纸”“惜时若金”“惜物纳福”，这种敬畏之心是珍惜生命甚至一草一木的。同理，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些词语也含有生态精神，如清雅、性灵、澄怀、澡雪精神等可为代表。因此，新时代作家应在中国古代生态精神与西方生态意识的对话中，创造更加绿色环保、心灵通明、精神高尚的自然美好文学。

　　五是文学要把人类和谐友善作为追求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自信自立自强的大国风范与责任担当的宣言。与一些发达国家比，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影响深远，五千多年的文明像一棵参天古树历久弥新、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强烈的自信心、自豪感写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显然，作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一部分，文化精神与文学话语传播理应发挥应有作用，以显示其巨大价值魅力。以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和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为例，他们有坚定的中国文化自信，倡导的仁、道、和、合的人生艺术境界，信、达、雅的翻译传播方式，都显示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文学的魅力。在新时代，作家除了接受外国文化文学影响，如何将中国和谐美好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向世界介绍传播，就变得意义特别重大。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是基于中国国情，有中国立场、中国方法、中国问题意识，靠中国人自己进行的探索创新，形成了中国方案，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表达也应立足于此，从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人民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角度，真正实现补钙提气、凝神聚力、脱胎换骨，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艺术精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