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拜物教既保留了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特质，又呈现出数字化时代所独有的许多新特征。具体而言，从外在形态上看，“数字拜物教”的“物”已经从实体演化成虚体，变成无形之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体系进行记录、计算、测量和交换；从内在逻辑上看，“数字拜物教”与以往拜物教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与商品、资本拜物教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或叠加关系，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成、与资本拜物教联系更为紧密的复合型拜物教新形态。

　　21世纪以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逻辑已经深度渗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数字化的生产生活图景，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抽象性、迷惑性和胁迫性，以“数字”为标识的技术体系和符号体系已然披上“宗教”的外衣。对此，许多学者试图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中寻找思想兴奋点和理论增长点，并以“数字拜物教”来描述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例如，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将数字技术的力量潜在地带入当代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意识形态一同被赋予神秘的性质。这意味着除了商品的拜物教，当代还出现数字拜物教”。虽然“数字拜物教”是一个极具创新意蕴和时代价值的理论范畴，但是目前理论界对此远未形成科学和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生成逻辑的视角对“数字拜物教”进行理论分析和概念辨析，对于深入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拜物教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细胞”的当代呈现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作为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拜物教是发达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而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就隐藏于这种“细胞形式”之中。商品的出现虽然是产生拜物教的前提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商品拜物教，只有当商品成为“经济的细胞形式”、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时，商品拜物教才成为普遍存在。只有当商品、货币深深融入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时，资本的“物神”形象才得以确立。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为我们认识“数字拜物教”范畴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数字拜物教”虽然以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为前提，但是数字技术并不必然导致拜物教。对于“数字拜物教”形成过程的理解，要深入到资本主义数字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从历史上看，互联网技术是“冷战”的产物，其发明之初主要是为了军事用途，与自由市场并无关系。到了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互联网开始在政府机关、教育机构等地方得到应用。但是，正当信息技术开始走向大众的时候，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其性质和用途发生了悄然改变，形成了商业化的发展趋势。1997年，美国发布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提出，互联网系统和服务的发展应该尽可能地交给市场，自此资本力量与数字技术的联结变得越来越紧密。而信息技术革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也使得数字技术附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被有关学者称作“附魅的网络”。这时，虽然信息、数据等已经作为生产要素出现，但尚未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细胞形式”，并没有产生真正意义的“数字拜物教”。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和融合，以及平台组织和物联网的崛起，数据成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元素形式”，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在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商品形式还是货币、资本形式都可以转化为数据形式，数据成为新的头脚倒立的“物神”，人们的社会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被大数据体系所中介、掩盖和支配。因此，数据“细胞形式”的当代呈现是生成“数据拜物教”的现实基础，而“数据拜物教”又进一步掩盖了数据生产者和数据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在所谓的数据“自然资源化”中实现数据价值剥削与数据资本积累。

　　数字化的哲学传统

　　虽然“数字拜物教”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试图用数学运算来计算和量化事物的哲学传统由来已久。当代资本主义数字拜物教的根苗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的本体论，但对现代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当属“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笛卡尔将数学运算提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提倡用“普遍数学”达至事物的真知。他强调，要想获得真知，“应该要求的不是某些别人的看法，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是我们能够“从中确定无疑地演绎出什么”。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把这种演绎归结为“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得出了他的著名结论，即“一切问题都可以转化为数学问题，一切数学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代数问题，而一切代数问题又都可以转化为方程问题”。与笛卡尔同时代的霍布斯把推理归结为计算，认为“量、物体、运动、时间、性质的程度、作用、观念、比例、语言与名称（所有的各种哲学都寄托在这里面）都能加和减”。

　　布莱士·帕斯卡、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则在实践上开启了数学机械化的先河，他们先后发明了西方历史上第一台滚轮式加法器（1623年）和第一台四则运算机（1674年）。特别是莱布尼茨提出用“特征数字”代替字母，把人的推理转化为可计算的人造符号系统，从中我们隐约看到现代电子计算机发明的思想源头。而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甚至认为计算才是心灵的本质，他据此把数学方法用于计算人的情感、道德等体验，设计出一套包含强度、持久性、继生性、纯度等七个计算因子的“痛苦和快乐计算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威廉·配第把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入经济社会领域，认为“凡关于统治的事项，以及同君主的荣耀、人民的幸福和繁盛有极大关系的事项，都可以用算术的一般法则加以论证”，他致力于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

　　应该说，近代自然哲学和实验科学方法把世界纳入数字化框架，并从本体论的高度认识数学计算和数字化的意义，为当代资本主义“数字拜物教”提供了哲学土壤。而随着数字计算在社会中的逐步应用，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自身、他人和社会的认知逐步建立在数字算法的框架之上，所谓的“数字拜物教”也就变得越来越无法避免。正如《未来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言：“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

　　拜物教形态的逻辑演化

　　“数字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变异”形态，对于这一范畴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准确把握之上。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递升，分析了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性质。首先，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细胞，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这种看似简单而又平凡的东西就会产生“谜一般的性质”“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其次，货币拜物教比商品拜物教更加迷幻和耀眼。在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之后，所有商品必须经由货币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原来的“中介”变成了结果，货币成了商品交换的目的。再次，资本具有“物神”的特性。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变成商品时，资本就具备了自我增殖的功能，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力量。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生息资本由于隐藏了资本运动的一切痕迹而被马克思称为“自动物神”。

　　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批判逻辑，为我们深入把握“数字拜物教”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引。一方面，拜物教形态的发生发展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随着拜物教社会生成机制的改造升级，其具体形态就越复杂，就越不容易被人们所识别。当代资本主义数字化进程使得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拜物教形态也必将从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演化成“数字拜物教”这种更加高级复杂的拜物教形态。另一方面，拜物教之所以给人以“可感觉又超感觉”的体验，关键在于人与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遮蔽，进而表现为数据、平台、智能设备等物的天然属性。数字技术作为“人手”的产物，在人们面前却“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拜物教既保留了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特质，又呈现出数字化时代所独有的许多新特征。具体而言，从外在形态上看，“数字拜物教”的“物”已经从实体演化成虚体，变成无形之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都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体系进行记录、计算、测量和交换；从内在逻辑上看，“数字拜物教”与以往拜物教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与商品、资本拜物教之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并列或叠加关系，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而成、与资本拜物教联系更为紧密的复合型拜物教新形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