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否把经济问题纳入理论视野，可作为区分前现代和现代的理论标准。在此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而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形成的“全面理论观点”，主要是通过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的《资本论》完成的，《资本论》就是对现代性的一种“高级解说”。
上帝的“资本化”：现代性的世俗本质
现代性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从时间维度上来说，现代性的诞生是相对中世纪来说的，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从空间维度上来说，现代性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透过“时—空”维度的背后，我们更需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内在本质。如果说漫长的中世纪是信仰的时代，即宗教神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它遵从的是先信仰后理性、先上帝后自我，主张的是经济生活的禁欲主义、政治生活的专制主义和文化生活的蒙昧主义，那么，现代性则与之相对，它是上帝的理性化、物化和人本化的过程，它主张先理性后信仰、先自我后上帝，经济上反对禁欲主义、追求现实幸福，政治上反对专制主义、追求天赋人权，文化上反对蒙昧主义、追求人性自由。在此意义上，中世纪是“确立神圣形象”的过程，而现代性则是“消解神圣形象”的过程。因此，现代性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的死亡”，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所以说，现代性在本质上就是“消解神圣形象”的“上帝世俗化”过程。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一个经过了文艺复兴、完成了宗教改革、实现了思想启蒙的“现代性时代”，即一个上帝“祛魅”的“资本的时代”——“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中，“资本的时代”也就是上帝的“资本化”时代——“世俗化”时代。因此，在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里，世俗化的现代性就是由“神化”的时代转向“物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的时代。在物化的时代，“资本”最终取代“上帝”成为最高统治者和全面支配者，资本也因此成为现代性的主导原则并为之制定方向，它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也构成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资本最终成了主宰历史的“札格纳特车轮”。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就是现代性的“普照光”，它为现实生活确立了最高标准和尺度——一切都要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在现代性社会，资本（金钱）取代情感和信仰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在此意义上，舍勒认为现代性就是“工商精神”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精神，“实用价值”转换和颠倒了“生命价值”。在《资本论》这里，上帝以改头换面的“资本”这一世俗化的“物神”形象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全面统治。
资本的“上帝化”：现代性的“物神”表征
正是紧紧抓住了“资本”这一表征新时代的“世俗化上帝”形象，《资本论》才充分体现出相较以往和当代哲学与经济学的优越性，并且能够深入现代性的本质中。在《资本论》中，资本已不再仅仅是作为“物质资财”出现的“可感觉物”，而是作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存在的，所以资本既表现为“物”——庞大的商品堆积，也表现为“关系”——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关系，还表现为“权力”——统治一切的经济权力。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绝不是“快嘴桂嫂”，而是“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具有谜一般的性质。但资本的这一谜一般的性质，显然不是从资本自身而来，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致。
在《资本论》这里，资本有着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再到“生息资本”的演进和转换，资本的总公式也相应从W—G—W转变为G—W—G再转变为G—G。特别是在生息资本阶段，资本最后变成了完全与生产无关的自我增殖的“自动的物神”。在此意义上，资本就是现代性的“幽灵般的对象化”呈现和表征，资本以新的“物神”形象在现代性中保留和表征了上帝在中世纪获得而在近代失去的“唯灵论的荣誉”。可以说，正是在生息资本这里，现代性获得了它的最高形态和最完全的意义。因此，作为“自动的物神”的资本的力量就是现代性的力量，资本的形象也就是现代性的形象：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具有了与上帝创世一致的“神力”。
但资本对世界的创造和统治，却不是以武力方式实现的，而是以“平等”的方式完成的。“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天生的平等派”，“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从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在货币形式上，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完全一样”。因此，统治世界的现代性的“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这实际上也正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批判的“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产生的根源和秘密所在。也正因如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以资本这一“自动的物神”为表征的现代性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争得的自由”，也即“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由此导致在资本这一现代性的“物神”这里，人虽然摆脱了对神的依附性而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这一独立性依然处于对物的依赖性之中。
这实际上正是资本作为现代性的“唯灵论的荣誉”带来的最大的“现代性的后果”：“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之现代性辩证法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要为资本设立“红绿灯”，通过限定资本来超越资本——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现实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
为资本设立“红绿灯”：《资本论》的现代性方案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撰写的书评中明确强调：“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全部现代社会所围绕和旋转的轴心，并且在《资本论》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但古典经济学家却看不到或无法揭示和说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真实关系，反而“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也就是说，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是普遍的天然形式，因而劳动最终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完全从属于资本。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张以积极的工人阶级的“合作工厂”和消极的资本家的“股份公司”来打破普遍永恒资本的“神话”和“符咒”，也即最终通过工人带着愉快心情从事的“合作劳动”取代“雇佣劳动”来打破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铁律”：“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在此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劳动是理解和解决资本现代性问题的一把钥匙。
正是借助“劳动”这把钥匙，《资本论》的现代性辩证法高于古典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是简单地反对和否定甚至抛弃资本，而是透过资本这一现代性的“物神”表象，看到了“资本的文明面”：“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现代性辩证法的深刻洞见，不仅在于发现和揭示了资本“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而且在于对资本本身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的直接成果，就是把“资本的文明面”转变为“高度文明的人”，也即“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由“全面发展的个人”代替“局部个人”，也就是培养出“高度文明的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作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生产出来。对此，国外有学者认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资本论》从第一页起直到最后一页，贯穿着一个伟大的目的，就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此见可谓深谙《资本论》现代性辩证法之本意。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之自由个性的解放就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适合于和最无愧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而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由此，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真正的“自由王国”——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自由发挥——就开始了。由此可见，《资本论》中“自由王国”的构建，唯有通过控制和改造资本才能实现。
在《资本论》这里，马克思对资本的改造也即为资本设置活动和作用的空间：通过“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推动资本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实际上就是在为资本设立“红绿灯”：资本不能任意妄为和吞噬一切，资本既是现代性的起点也是现代性的终点，资本的界限就是现代性的界限。对此，马克思希望通过一种更加充分和更加深刻的人之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现代性来医治资本统治一切的现代性之创伤。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现代性辩证法不仅要超越资本主义，也要超越资本——“极力通过资本来超越资本”。《资本论》既是真正“最高级现代性革命”，也是真正“最高级自由革命”。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