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变，是后工业社会的突出特征之一；后工业社会中的个体已经实现了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发生了许多意义深远的变化。对此，齐格蒙特·鲍曼做了非常深刻的分析，具有鲜活的理论价值。

　　其一，从生产规则走向消费膨胀。在消费社会中，先前人们为了符合社会身份而接受的所有训练改造不再有任何必要。换言之，生产社会中例行单调的训练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复杂多变的消费者。消费者不遵循任何惯例，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其完全满足。甚至消费者对消费本身所正常耗用的时间也不能容忍，因为这会占有激发其新消费欲望产生的时间。消费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及时满足且能即时产生新的消费需求。消费者越不能通过控制注意力来控制欲望，就越能刺激、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当欲求不用再等待就能得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或许远远超越天生的需求或外在需求所设定，以及欲望对象的物理耐用性所决定的那些限制。”

　　其二，从工作伦理走向消费美学。生产性社会以分工、协作、整合式的方式集体努力，而消费性社会恰恰相反，它以独立、间隔的个体来进行消费行为。自由选择是消费的内在动力，自由选择度越高，消费者所处的阶层就越高。消费与生产不同，消费是实施者的权利而非义务。“消费，越发丰富和多样的消费，必须以消费者可以享有的权利出现，而非必须承受的义务。消费者必须受到美学旨趣的引导，而非伦理规范。”在鲍曼这里，消费美学旨趣的侧重点是美的感性体验，如兴趣、感官刺激、诱惑、欲望、愉悦、新鲜感等表征。工作的价值或商品的价值不再以满足传统意义上的日常需要为基础，而在于它是否能够产生愉悦经验。在消费美学的主导下，工作以“有趣”为导向，以丰富、多元、冒险和首创来反对单调、重复、保守和因袭。人们不再以工作时间短、休闲时间长为追求，而是以抹平工作和娱乐消遣之间的差别、以工作娱乐化为最高目标。“把工作本身抬高到最高和最令人满意的娱乐层次。娱乐式的工作是最让人垂涎的特权。”

　　其三，从职业固守走向消费流动。在消费社会中，大多数人已经无法直接获得作为职业生涯的“工作”经验，他们只能以观看小说或电视来虚拟体验作为职业的“工作”。灵活流动的消费市场，已不具备提供职业化工作的现实条件，也不允许个人为了固有职业而矢志不渝，劳动劝勉传统在消费社会中显得不合时宜。反之，消费社会的流动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个体工作的即时性。鲍曼曾以明星崇拜及其荣耀转瞬即逝现象为例，说明了消费社会的易变性：不知何时何地，一个不知名的人突然一跃成名，受到粉丝狂热追捧；但又不知何时何地，销声匿迹，淡出公众视野，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或者又不知何时何地，他又以另外一种职业身份出现，职业不再是固守的。鲍曼对消费社会中职业流动性持怀疑批判态度，他认为“‘灵活化’并非意味着选择的自由、自主和自我肯定的权利，而是意味着缺乏安全、被迫居无定所以及无法确定的未来”。反过来讲，自由与安全的悖论是消费社会带给人们的最大困顿，“我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变得日益自由，然而问题是，我们不再有安全感，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难以预测。这无疑是自由的代价，也是后现代的缺憾”。因此，消费社会的自由带有欺骗性质。

　　其四，从消除贫穷走向消除新穷人。消费社会中新穷人的出现，是鲍曼得出的深刻结论。鲍曼首先对普通生活标准作了“正常生活”和“快乐生活”的区分，“正常生活”指消费者能够“在公开展示的愉悦感和真实体验的机会之间，专注于做出相应的选择”，“快乐生活”则指能抓住更多的、最为人羡慕渴望的机会，抢占先机，捷足先登。与此对应，普通人过“正常生活”，成功人过“快乐生活”。但“正常生活”和“快乐生活”均与消费社会中的新穷人无缘，新穷人是先天不足、有缺陷和准备不充分的消费者，他们不具有生活的能力。鲍曼在深刻透视消费社会及其追求秩序的本质之后，得出了一个极为震撼的答案：在消费社会中，从先前的消除贫穷走向了消除穷人。一方面，在消费社会中，无聊是新穷人的具体表征甚至代名词，而消除无聊是消费社会的源动力；另一方面，消费社会对秩序的无限追求，使得“秩序和规范的概念就像一把尖刀，抵在社会上，它们首先表明的是隔离、切断、切除、消除和排除的意图”。新穷人显然违背了社会秩序或没有达到规范标准，他们被排挤、被放逐，被剥夺了社会角色、社会责任和道德标准。于此，鲍曼把新穷人与“大屠杀”结合在一起，批判现代性之“恶”。暴行在现代性秩序与整洁的文明掩护下，取得了责任和美德的合法外衣，而其本质是残酷和荒谬的。

　　其五，从个体消费走向生存症候。鲍曼对消费者着魔般的购物欲望作了深刻分析，他认为琳琅满目的商品带来的嗅觉、触觉、视觉等感官愉悦只是购物上瘾的表层原因，其实质是购买行为体现了对确定性的寻求。疯狂购物者试图一次性得到永久性的满足，试图逃避不稳定性所带来的痛苦，“他们想要破例一次地变得确信、确定、自信和信任起来”。购物被视为驱除不稳定性幽灵的仪式性活动，但一切事与愿违。消费社会充分利用媒介广告宣传、煽动、夸大消费的功能，它设定银幕生活比现实生活更好，假定通过购物消费可以实现美好生活愿望。所有广告既假设了消费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条件，又假设了美好生活本身，即银幕所示的便是美好生活。这种可疑的双重假设，有力地促进了购物欲望的暴涨。另外，消费还是寻求“身份”的行为，身份意味着确定、认同和一致，身份既是通过他者眼光形成的有别于他人的“形象”，更是通过占据社会合适位置达成的自我界定与建构。“身份——唯一的和独特的——只有在每个人购买的东西中才能获得，并且只有通过购物才能对它加以控制。”鲍曼基于消费社会中个体缺乏连续性、确定性和界限性的考察结果，把身份认同与消费实质进行了内部转化。他进一步指出，当消费成为抵制社会分裂状态、成为个体追求认同和维护完整性的行为时，只会导致更新、更大的危机。对现代性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的恐惧与追求，既是消费社会的矛盾状态，也是现代性悖论的体现。

　　总之，鲍曼通过对消费社会中个体生活体验的具体微观体察，透视了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本质和流动特征，并对现代性主导精神进行了批判反思，预见了现代性的深层危机，集中体现了鲍曼消费社会批判的创见性和洞察性。

　　（本文系2020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审美自律思想研究”（SC20A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