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作为人文创制的名相，是由人文活动建构起来的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种实存性存在，人“有其自然的分际”，只能在不断分化的进程中保有整全之一端。同样地，“言”也受到这种有限性的辖制。在老子的思想中，它是后发的、作伪的。但同时，人之存在又力求于自然与人文之统一中，以“一曲之士”而承载道之整全。概言之，“曲能有诚”。故而，在“言”与“道”的关系之间，名言的存在论意义得以发生。老子对“言”的关注实质上就是对这一意义的关注：“言”可以经由“希言”路径之转化而于人文中竖起自然源头之整全性意义，以达成人的存在之实现。

　　《道德经》篇首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指事造形”可视为《道德经》对名言体系的基本定位，即“名言”是经由人的创制，意在指示、裁定万物的人文活动。从“无名天地之始”到“有名万物之母”存在着“始制有名”的环节。这一环节意味着人从自然的整全中分化出来，开启了人文名言体系的发生进程。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万物从一种有其形质而无其名相的自然、自在的存在者，被纳入人的“名言”体系中，从而转变为一种被人文活动指示、表达的对象性存在。

　　“名言”体系的出现意味着人要以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去理解、解释、表达天地万物，而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文方式去重建自然天地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发生本身是自然且必然的，因为人终究要从自然的历史阶段走向文明的历史阶段，文明是人得以为人“类”的存在方式。但在老子看来，其中存在着走向非法性僭越之风险。首先，老子认为，在这个从自然分化出人文的过程中，那个整全地显化着的无名之“道体”也就此分化了，其整全性、恒常性意义便被遮蔽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二，“名言”体系还带来了一种“人文”的自大。人在以人文活动去重建天地之无限意义的时候，往往忽略掉以“一曲”而承全体的局限性，蔽于人文之一端，乃至丧失掉了人文之真意。由此，人便拘泥于形式化了的表象行迹之中，真性为之有蔽而不自知。

　　故而老子认为：“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所谓“知止”，指要破除这种僭越，先要体察“名言”的有限性，知其应当有所“止”，而后知其所“止”之处，当“止”则“止”。如果不能“知止”，则不免流于“多言”。老子以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林希逸注曰：“守中，默然闭其喙也。意谓天地之道不容以言尽，多言则每每至于自穷，不如默然而忘言。”“名言”泛滥则多有作伪，作伪则虚妄心常兴起，真性不显，道体为之有蔽，离道愈远，故而在言语问题上当持“守中”的态度。“守中”与“知止”的意蕴是一致的，其旨皆在于破除内心的虚妄，不偏执于语言之“迹”，自然而然，当言则言，不当言则“默然闭其喙”。这实际上是一种解蔽的方式，通过“致虚”“守静”之道，涤除玄览，持守清净，以切近道体。

　　老子基于“名言”体系潜在的危险，对“多言”进行批判，既提出了“知止”“守中”的工夫，又定下了做工夫的法门：“不容言”“贵言”，总之曰“希言自然”。“希言”即“少言”“毋多言”，是一种拒止性的消极表述，与“无为”“毋动”等表述如出一辙。之所以采用这种消极的表述方式，是为了捧出后面的“自然”。“自然”是天地万物的道法，万物真性本来如此，不须刻意用力。故而，一切主动性的操持修养皆已经离了“自然”。“自然”不是修来的、致来的，才说“修一个自然”，便已经失却了“自然”。“自然”只能“复”，将一切非“自然”的东西都止息掉，它便“自然”地呈现了。故而“自然”只能以拒止性的消极方式表述。当然，“拒止”是法门、是次第，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知止”“守中”。“止”虽然是不为，“中”虽然是不偏，却需要去“知”、去“守”。“希言自然”的工夫意义正在“知”与“守”上。这就牵扯出一个关于“工夫”本身内涵的问题：工夫固然以着力修持为本，但也应容纳拒止性的内容，而且须明了“拒止”与“修持”的不离不间。

　　尽管老子批评“名言”的僭越，但他也无意于泯灭掉“名言”。《道德经》文本中的确多次出现“不言”或“无言”的说法，如“知者不言”“圣人行不言之教”等。但需明白，“不言”和“无言”是对“体道之人”“圣人”言，犹如孔子“天何言哉”“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般，境界已到，无需做工夫，故而“无言”，但常人还需做一个“希言自然”的工夫。

　　在老子思想中，语言问题的展开，是在语言与道的关系中发生的，故而谈语言问题，其旨在于复归于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道常无、法自然。那么复归于道的方式便不可能是有为的、主动的、刻意的。老子主张以悬搁的方式将言语等后天人文名相的东西止息，以促成虚静道性的自然呈现，使人重新回到道体的朴质中去。

　　复归于无名的道，意味着与道体的统一，破除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在复归的过程中，要遵循道的准则，做到与道合一，道法自然。自然与道同一，道本身便是自然的存在。所以解决语言的有限性，也要遵循和复归于无名之道体，在运用语言去人文化成自然时，才有可以遵循的准则与标准，才不至于僭越。人要效法自然，效法道，才能破除自身的局限。不过，将人文名相悬搁起来，并不意味着老子要否定“始制有名”后的文明状态，并不是要使人回到原始的自然人的状态中去。所谓复归于道，其中“复”的含义和要旨并不意味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回溯，而是一种当下性的起复，是一种精神性的“回到”，即在现实的人文生活中，起复人的精神源头。复归并不是对之前所产生的文明全部进行否定，而是在保留其精神气质的前提下的本性回归，把自然状态下的天真于文明中保持下来，进而达到对自然与人文两种维度的重建，实现自然与人文之统一。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