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1月15日，“公共治理中的悖论”系列学术工作坊第一坊在辽宁大连举办。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深入研讨，旨在发挥公共治理的批判性思考功能。

　　自行政国家诞生以来，公共治理实践中关于行政力量与社会自由的宏观争论，以及集权与分权的微观讨论持续深化。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衡霞认为，针对大型突发公共事件所采取的一些“例外”举措，在危机化解后可能被固化、常态化，这反映了对公共权力认知的配置偏差。无论是例外情形还是常态化治理，都需要正确界定公共权力的角色和功能，将“法律与需要”纳入公共议程和决策框架，寻求公共行政在管理、政治和法律向度的平衡，致力于行政权力配置、行使、监督的全周期考量，从而提升破解公共治理悖论的可行性。

　　基于自由与力量之间的行政国家理论悖论，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颜昌武提出，现代行政国家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应对“例外状态”。每一次重大“例外状态”危机的化解，都推动了现代国家治理实践的进步。因此，应深入思考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彰显国家有效治理力量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和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

　　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颖轩认为，“赋能与索权”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市场监管中的现实悖论。数字技术作为治理工具，可以提升市场监管效能，并通过形成技术秩序在一定场域内承接政府部分市场监管职能。但过度依赖数字技术进行监管，在工具层面容易导致监管工具与目标的置换，在技术秩序层面容易出现技术俘获现象，使监管权的权威性和自由裁量空间受制于技术的局限。要突破这一困境，需要遵循治理型监管理念，在技术裁判与制度规制中寻求有效均衡。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王欢明认为，化解这一悖论并廓清其中的复杂性，关键在于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技术始终为社会服务，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赋能社会的创新性工具，而非控制社会的技术力量。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现实要求。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韩志明认为，信息是国家治理的神经网络，存在模糊与清晰两种典型状态。清晰与模糊的悖论源于国家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围绕信息可得性和可用性形成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具体表现为信息短缺的紧张、信息膨胀的焦虑、信息满意的抉择和信息忽略的尴尬。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正视信息悖论，全面把握影响信息的因素及其结果，有效调控清晰与模糊之间的张力。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于君博表示，“专业化—满意度”悖论是公共服务生产和交付环节面临的主要价值困境。我国“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的出现、行政审批局的组建、网上办事大厅的兴起以及“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推进，分别从空间重塑、业务重塑、渠道重塑和价值重塑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创新性地回应了这一悖论。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高恩新认为，在效率目标导向下，行政组织运行既要保证最大的原则性，又要统筹最大的灵活性，二者构成了组织运行的逻辑悖论与内在特质。

　　会议由大连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赵徐州 肖兴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