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中正视人类的动物性以及随之而来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提出人类作为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可以在给予与接受的关系中获得德性、实践德性，最终实现群体的共同利益。

　　“依赖性”作为应对现代西方伦理困境的一种进路

　　麦金太尔对“依赖性”视角的发掘并非原创。早在1902年，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中就阐述了“互助”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并沿袭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方法，将“人类的互助性”作为另一种进化因素。他强调人类无须借助权威和法则，仅凭互助本能就可以建立和谐的社会生活，进而为自己的无政府主张辩护。麦金太尔的依赖性理论虽然也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但他同时也要求承认权威，并倡导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逐步成长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

　　麦金太尔试图从“依赖性”视角出发应对现代西方伦理的困境，后者集中体现在伦理话语的不可公度性、抽象的人性预设以及寻求普遍合理性的困境等方面。一方面，不同伦理流派与主张存在各自的理论前提，由于诸种伦理学说之间理论前提的不同，道德探究方式又缺乏开放性，共同话语的缺失使现代西方伦理陷入不可公度的争论之中。另一方面，伦理规范是处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类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伦理学说的建构不能脱离具体社会实践中的人性。现代西方伦理学家出于对理性的推崇，设定了一种符合理性要求的抽象人性观。这种抽象人性观的设定缺乏对道德行为者整体的关注，忽视了道德行为者作为现实的个人的心理因素、生理因素、身份与偏好等方面的要素，排除了人类道德生活的多样性。最终，不可公度性带来的伦理话语封闭，抽象人性预设带来的形式主义危机，共同导致了现代西方伦理寻求普遍合理性的困境。它既表现为伦理学家们在体系建构上寻求普遍理论基础的失败，又体现在诸种伦理学理论间寻求普遍认同的困难。

　　从《伦理学简史》时期开始，麦金太尔就以历史主义的视角讨论伦理道德问题，将现代西方伦理面对的困境理解为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传统碎片化的结果，并主张伦理学说的合理性是在历史文化传统中催生的历史的合理性。在研究方法上，他认同托马斯主义道德探究观的开放性，即在包容各方争论的基础上，通过向不同伦理传统学习，尝试解决这些争论并发展自身。然而，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一书中，麦金太尔转变了研究视角。他坦言如果不理解人类最初的动物性，就会忽视人类生命形式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从而难以深刻认知德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承认人类动物性的基础上，麦金太尔注意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素来被忽视的“人类的脆弱性与无能”，如人类极易遭到疾病、灾难的伤害；在普遍的生命过程中都要经历童年和老年时期的脆弱无能。人类的脆弱性和无能不仅体现在生存能力的不足，还体现在作为道德行动者在具体实践事务上实践智慧的缺失——现实中的个体难以在每一件具体实践事务上都做出恰当的选择。

　　“依赖性”为德性奠基

　　人类的依赖性是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人类只有通过群体成员彼此间的分工与合作，才能实现个体的幸福与群体的公益。德性伦理学往往蕴含一种目的论倾向，要求进一步解释人类的依赖性如何能够推动“好”“幸福”和“公益”的实现。对此，麦金太尔从“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特有的德性”以及“给予与接受的关系”两个方面给出了回答。

　　“好”“幸福”与“公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为实现这个目的，需要知道“对一个独立的实践推理者来说怎样才是卓越，也就是需要知道独立的实践推理的德性是什么”。麦金太尔认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的德性与承认依赖性的德性同属于“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特有的德性”，而承认依赖性正是走向独立性的关键。独立性的德性是我们作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评价、修正或否定自己做出的实践判断”，它要求我们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行动理由，能够对未来进行合理推测，在实践事务中做出理性的选择等。承认依赖性就是承认人类因自身的动物性而产生的脆弱性和无能，它同时也意味着对权威或卓越品质（即德性）的承认。由此，人类才能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承认德性、获得德性并实践德性，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进而实现“好”“幸福”与“公益”的目的。

　　为了理解德性如何在实践活动中发挥作用，麦金太尔提出了实践德性的“给予与接受的关系”。因为人类的依赖性，如果个体不同时追求参与社会关系中的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就很难达到个体的好。公益成为实践推理者之间所达成的共识。承认依赖性的德性要求人类参与到这种给予与接受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尽管给予与接受的过程往往是不成比例的。人类的依赖性催生参与上述关系的需要，这种需要也为群体成员追求公益的行动提供道德理由。麦金太尔提出“正义的慷慨”德性是维持“给予与接受的关系”所必备。“正义的慷慨”要求从对他人的关心和关爱出发而行动，它既包括人类的情感、欲望和动机，又蕴含人类的理性思考。“正义的慷慨”的基本标志是从人类的需要出发，无须做出进一步的道德承诺，进而使共同体的范围变得开放。在对“正义的慷慨”德性的实践中，既包含对人类的依赖性的承认，又完善了给予与接受的社会关系，进而能够实现麦金太尔德性伦理的最终追求。

　　“依赖性”视角关注个体的完整性与差异

　　人类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既受到现代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关注，也在应用伦理领域得到现实回应。例如，欧洲生命伦理学界早已将“脆弱性”作为生命伦理学的四项基本伦理原则之一，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作为人类在现实的实践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挑战，人类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可以成为处于不同文化传统与社会关系中的道德行动者的前提共识，由此不同伦理主张之间便存在交流和对话的基础。这对于避免诸种伦理流派间的不可公度性，防止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无疑具有启发性意义。

　　“依赖性”视角的提出，既是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伦理学说中争论与困境的回应，也是他对自身研究方法的修正。麦金太尔曾采用历史主义的视角展开对伦理学说的探究。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历史主义视角非但没有解决现代西方伦理的困境，反而加剧了相对主义的倾向。因为每一种解释都是从其探究传统内部发展出来的，也都通过诉诸从该特殊传统内部开出的合理标准来证明自身。转向“依赖性”视角后，麦金太尔着重考察了现实中个体的需求和为此而需要的德性，以及为维持这种德性而存在的社会关系。个体视角要求我们全面把握道德行为者的道德心理和动机，它离不开对道德行为者本性的把握，以及对其所处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的认识。现代西方伦理学家在建构学说时倾向于将道德行为者视作理性、自足、独立的形象，而忽视现实中的个体之间存在的生理、心理及所处境遇的差异。由此建构起来的伦理学说虽然达到了理论内部的逻辑自洽，但得不到现实中个体的认同，因而也就失去了伦理学面向实践问题的功能。当然，抽象视角、历史主义视角与个体视角的关系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在道德探究和伦理体系建构过程中要综合运用以上三种视角，以求全面、真实地反映伦理道德领域出现的问题，寻求合理的应对之法。

　　“依赖性”视角的提出，体现了麦金太尔转向个体视角的研究倾向，要求我们在伦理学研究中着重考察道德行为者个体的道德心理、道德动机等方面的问题，以为“德性”构筑良好生活提供路径。虽然不能说麦金太尔对人的“依赖性”的诉诸，最终解决了道德理论的根本问题，并对存在的道德疑问给出一个可靠的回答，但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把我们推出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潭。而且，人的动物性和依赖性这一新思维视角的提出，迫使我们更严肃地面对自身，为道德研究打开一个更广阔的视域。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XNH14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