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史料学是佛教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简单地从地域来划分，“民国佛教史料”可分为中国大陆“之内”和“之外”所藏。对于域内所藏报刊、地志、档案等类型的史料，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如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系列，何建明对地方志中的佛教史料及佛寺志的整理，各大型图书馆对近现代中国报纸杂志数据库的制作，各级档案馆所整理出版的民国档案选编等，都是典范。但以多语种的方式散藏于域外各图书馆、档案馆、私人收藏机构的民国佛教史料，目前仍未见系统、批量、综合地发掘与整理。也就是说，佛教史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中国大陆的史料较为熟悉，对域外史料关注不够且缺乏应用。
从史料和史料学的角度看域外民国佛教文献
从史料学来看，民国佛教研究从属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宗教史学科。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该学科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史料学基础，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名目下的所有著作，都缺乏“宗教”或“佛教”这个分类。如曹天忠在陈恭禄、张宪文、何东、陈明显、张玉法、严昌洪、张注洪等前辈的基础上，写成《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总结了近代史史料的各种形式、馆藏、查找方法等，具体内容则多以政治、经济、外交、战争、党派、政治人物、重大事件为主，宗教类史料状况忽略不计。就宗教史领域而言，较有影响的史料学著作如蓝吉富著《佛教史料学》（台北：东大图书，1997）以及冈部和雄、田中良昭合著《中国佛教研究入门》（东京：大藏出版，2006），前者仅论及清代以前，不涉及近现代，后者仍以宗派框架叙述基础史料和先行研究，对近代涉猎甚少。这些都说明，民国佛教的研究尚缺乏史料学的自觉。
就史料而言，民国以来已经出版有不少大型文献汇编。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如《民国经世文编》，它分出了“宗教类”；但后期如《民国文献丛编》《民国史料丛刊》《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等，只有极少量内容与佛教相关，并不单列“宗教类”。大型丛书将佛教内容独立列出的，目前只有《民国文献资料丛编》，该丛编共分出三十余类专题，佛教专题只有田奇选编的《民国时期佛教资料汇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但田奇所收资料少而杂，不成系统，整体质量不如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系列（《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209册，北京：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中心，2006；《补编》86册，北京：中国书店，2008；《三编》35册，北京：中国书店，2013；《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12册，北京：中国书店，2008）。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室编《民国密宗期刊文献集成》（42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上述成果均未能重视或者说尚未有条件利用域外藏文献，故而出现遗珠的现象。
自哈佛大学尉迟酣（Holmes Welch，1921—1981）于20世纪50年代在港台、东南亚等地展开调查，积极搜集口述史文献和报纸杂志资料以来，域外藏民国佛教文献已经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以下简述其应用价值、资源线索和最新研究成果。
域外藏档案文献的利用
兹以档案为例。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民国各级政府档案的利用价值，代表成果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等。尽管编纂者在资料分类中没有单列宗教类，但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类别中仍保存有大量与宗教、佛教相关的内容，值得善加利用。如龚隽和赖岳山整理混杂于其中的“太虚法师档案”（《汉语佛学评论（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为民国佛教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史料”。但是，二档所藏史料并不完整。为此，纪赟于2018—2019年整理了台湾地区所藏与民国佛教相关的档案资料，如太虚法师与国民政府、蒋介石往来的档案（“大溪档案”即“两蒋密档”，2018年1月解密）；何燕生整理了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及一些私人档案馆所收藏的民国佛教档案；李雪涛查阅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档案馆等地的馆藏，也搜集整理了一些重要资料。上述研究弥补了龚隽和赖岳山所整理的资料之不足，揭示了民国时期政教关系的一些重要面向，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其成果均发表在《北大佛教》（第一辑和第二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2019）。此外，还有多国多地的域外档案馆可发掘民国佛教资料。仅以南亚地区为例，如印度有“英属印度政府档案”（Records of British India Government,1858—1947）、印度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藏“外交部档案”（Records of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37—1947），西孟加拉邦档案馆（West Bengal State Archives）、尼赫鲁纪念图书馆（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等处的档案文献资料也值得关注。
又如民国时期僧人、居士以及政界、学界与佛教相关人物的文集年谱。由于各种原因，前期汇编史料如太虚、圆瑛、弘一、虚云、倓虚、印光等人的文集或年谱仍有不少遗漏。据何燕生、坂井田夕起子、邵佳德等学者的研究，在日本水野梅晓、藤井草宣等人为代表的公私收藏中仍有不少可以拾遗补阙的资料。又如域外的方志与碑铭材料也未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但域外学者已经有系统整理。如陈荆和、陈育崧编《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1）；傅吾康（Wolfgang Franke）、陈铁凡（Chen Tieh Fan）编《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Malaysia，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82—1987）；傅吾康、苏尔梦（Claudine Salmon）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Chinese Epigraphic Materials in Indonesia，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1997）；傅吾康、刘丽芳编《泰国华文铭刻汇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饶宗颐编《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新加坡：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1969）；丁荷生、许源泰编《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两卷本）》（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7）等，其中与佛教相关的史料都值得发掘和利用。
域外藏报刊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
民国时期出版的教内外报刊是民国佛教史料的富矿。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时代，也是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挑动人们神经的时代。现代报刊作为传自西方的新鲜事物，一开始就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考证，中国第一份刊物是1815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在此背景下，佛教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民众均产生了广泛影响。我们只要浏览一下这些报刊作者的名字，就可以发现其广泛涵盖了民国时期各个领域的精英，由此可见一斑。除了佛教界主办的各种报刊，世俗报刊如《申报》等也不乏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值得留意。
目前有《国家图书馆民国期刊资料库》《中国现代思想数据库》《中国史学库》《大成老旧刊数据库》《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申报全文数据库》《晚清民国大报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中国近代报刊库》等数据库可以方便加以利用，但遗憾的是这些数据库并未覆盖域外部分。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收藏的澳大利亚《广益华报》（1895—1923）、马来西亚《槟城新报》（1895—1941）、《光华日报》（1927—）、美国《中西日报》（1900—1905）等大量资料尚待利用，兹不逐一列举。
2023年出版的《日本爱知县净圆寺所藏民国佛教稀见文献》（15卷本，北京：中国书店，2023）拣选了数十种净圆寺所藏资料，这些资料均不见于此前出版的数种民国佛教文献资料集，属于利用域外典藏搜集整理民国佛教文献的实例。净圆寺住持藤井静宣（1896—1971）是一位在民国时期活跃于中日两国佛教界的重要人物，一生关注中国佛教的动态，与中国佛教界诸多重要人物长期交往，不遗余力地搜集与中国佛教相关的报刊、著作。这些资料大部分由他本人采买，也有一部分是由中国友人馈赠、交换得来。他的日记和一些书信对此有生动的记述。据坂井田夕起子等日本学者考证，藤井收藏的民国佛教报刊有120余种、3000余册，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很高。除此之外，藤井家保存的重要史料还有藤井静宣与民国佛教界人士往来的书信，藤井本人和他人拍摄的照片，同期日本本土出版的与中国佛教相关的日文报刊。这批资料相对系统、完整，其中的一些稀见资料可以弥补国内收藏的缺漏，整体上还可以让我们了解以藤井为代表的日本佛教界与中国佛教界交往的历史、日本佛教界对同期中国佛教的关注点等。除了原始文献的影印汇编，对原始资料的初步筛选整理也很重要。以《太虚大师新出文献辑录·民国报刊编》为例，保存于《申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的佛教资料得以汇编整理，就此作出了初步尝试。
数据库方面，除上述列举的国内开发的几种，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中国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全美近代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美国加州地区报纸全文数据库、欧洲近代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德国海德堡大学近代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加拿大近代华人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近代报刊全文检索数据库、韩国近代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日本京都大学藏晚清民国公私文书及司法文书全文影像库、近代日本海外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新加坡国立图书馆近代资料全文影像库等可资利用。这些数据库中包含有不少与民国佛教相关的内容，展现了中国佛教从日韩、东南亚走向欧美乃至逐步全球化的过程，反映了佛教在宗教界交流、交往，海外移民与民俗和文化影响，参与国民政府民间外交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上述所列，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全面和系统的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尚有待展开。时至今日，民国佛教史的研究，还是要不断回到史料发掘、整理和汇编的基础工作中，这是由该学科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近现代史研究与古代史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古代史的核心材料大多经过了前人的系统整理，出土文献可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而近代史的绝大多数史料尚处于自然生成而未经发掘、整理的状态。因此，民国佛教的史料与史料学研究远未臻于成熟，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正在形成的学术增长点。域内史料的相关工作已有诸多成果问世，“域外”则仍然是一座宝藏，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域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21&2D2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