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有词牌，曲有曲牌，乐府诗也是如此。乐府诗与其他诗歌不同的显著特征是有相对固定的名称，这些名称可被称为“题名”。一首乐府诗，一般由题名、本事、曲调、体式、风格五个要素构成（吴相洲《乐府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这些要素决定了该题乐府诗的性质，使其具有区别于其他诗歌的特性，约束着同题作品回归和保持自身传统。在五个要素中，题名是第一要素，是认定一首乐府诗的首要标志。题名中包含着该题乐府诗的音乐特色、表演特点、文学特征等诸多信息。乐府诗题名本就十分丰富，每个题名在流传过程中又都可能发生变异、衍生、消失、再造等种种复杂情形，由此可以生发拓展出许多与题名相关的研究课题。
摸清乐府诗题名整体情况
对乐府诗题名进行考察，自然脱离不开宋人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乐府诗集》收录上古至唐五代的乐府诗五千余首，分十二类，共一百卷，是宋代以来乐府诗研究的核心文献，四库馆臣称其“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所论符合事实。《乐府诗集》收录了大量宋前乐府诗，是开展乐府诗题名考察的重要文献。尽管如此，《乐府诗集》所收乐府歌辞也有缺漏，在其他史料中仍可见到不少乐府诗题名，如正史乐志（包括政书乐门）、乐录、歌录、解题等乐府学典籍中，就记载了很多《乐府诗集》失收但乐府性质可靠的题名（郭丽《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有鉴于此，对于乐府诗题名的考察便不能局限于《乐府诗集》，同时也应将其他史料纳入考察视野。
考察乐府诗题名时，还应考订每个题名的创制或首出时间及其在后代的留存情况。对于《乐府诗集》已有题名，可以借助解题、作者、郭茂倩的编撰次序以及其他史料记载判断其可能归属的时代。《乐府诗集》未收题名则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题辞皆存，一种是题存辞佚。对于这两种情形，又应该分别考察。
全面考察乐府诗题名，对于《乐府诗集》整理、《乐府诗集》补编、《乐府续集》编撰以及隋唐五代乐府诗乃至整个乐府诗史研究而言，都很有必要且有着重要意义。
推动《乐府诗集》整理
全面考察乐府诗题名，可为《乐府诗集》整理提供帮助。《乐府诗集》是乐府学集大成之作，相当于对此前一千多年的乐府学成就做了一次总结。《乐府诗集》问世已近千年，目前只有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个标点本，此外没有任何整理本问世。这两个标点本各有所长，但也都存在明显缺陷。因此，理应对其展开全面整理，再做一次总结，为当代乐府学研究构筑新起点。
《乐府诗集》整理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笺证、编年、集评等内容，其中编年部分与题名密切相关。但对乐府诗进行编年有实际困难，因乐府诗题名相同，难以看到可资编年的有效信息。且多数乐府诗又往往歌咏本事，虽然不排除借古讽今的内容，但其中毕竟缺少时代痕迹，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编年的难度。加之在已有的诗人别集整理本中，乐府诗往往被置于未编年部分。这些都让乐府诗的编年困难重重。
但也并非毫无解决之法。如乐府诗中的郊庙歌辞，因属朝廷重大礼乐事件，正史往往有清晰记载，极易确考时间。又如杂歌谣辞，大多与某个特定政治事件有关，史料中会有明确记载，其创制时间也容易确定。再如舞曲歌辞、鼓吹曲辞具有仪式作用，多为朝廷有组织地制作和表演，其制作和表演时间常见载于文献。此外，有些文人在创作乐府歌辞时会有意无意保留一些与创作时间相关的信息，这也为确定题名的时间坐标提供了便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中可以确考的题名，就可为日后整理《乐府诗集》时开展乐府诗编年提供帮助。
助力《乐府诗集》补编
全面考察乐府诗题名，可以为《乐府诗集》补编提供依据。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的主要依据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宫廷歌录。虽然郭茂倩所收宋代之前的乐府歌辞堪称完备，但仍有缺漏。究其原因，可能有些作品未见于歌录；有的同一首歌辞在流传过程中，题名会有所不同，遂使郭茂倩未能将其视作同一曲调的歌辞予以收录；还有些作品可能是郭茂倩未曾寓目以致未能收录；等等。
如《乐府诗集·舞曲歌辞》叙论中提及《剑器》一题，但《乐府诗集》中却并未收录《剑器》歌辞。而现存史料中却不乏《剑器词》，《全唐诗》就有姚合《剑器词三首》，敦煌歌辞也有《剑器词三首》，这些都应予以补录。再如《行路难》，《乐府诗集》收录歌辞59首，另有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2首及王昌龄《变行路难》1首。但仍然有很多唐代诗人的《行路难》不见于《乐府诗集》，如《文苑英华》卷二○○所载王昌龄、王烈、孟云卿、冯著《行路难》各1首，《全唐诗》卷二三六所载钱起《行路难》1首、卷二七三所载戴叔伦《行路难》1首、卷三一六所载武元衡《行路难》1首以及《太平广记》卷二○○所载北齐高昂《行路难》1首。此外，敦煌遗书中也有《行路难》歌辞。这些歌辞《乐府诗集》均未收录，应该予以补录。
《乐府诗集》成书以后，已有不少学人注意到其误收、漏收了一些诗作，并试图做补编工作。如明人梅鼎祚的《古乐苑》，日本学者增田清秀的《乐府的历史性研究》，今人彭黎明、彭勃的《全乐府》等著作中都增补了一些乐府诗，但这些补编工作又都各有局限，或补录时间多限于唐前、不及唐代，或所补作品存在争议，或两个问题同时存在。可见，《乐府诗集》补编确实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这同时也说明，根据传世文献对《乐府诗集》进行全面补编，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补编《乐府诗集》时，题名至为重要，避免补编中出现滥补、漏补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题名。《乐府诗集》补编应以同题补录为主要原则；对于《乐府诗集》未收题名，凡有确凿史料证明是乐府曲目者，方可补录。如唐人崔令钦《教坊记》中有《鹦鹉杯》一题，《乐府诗集》未收，但其确为唐代宫廷表演曲目，因此唐人的同题诗作便可补录。全面考察乐府诗题名，既可为《乐府诗集》补编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切实保障，也是提高所补作品准确性的可靠依据。
为《乐府续集》编撰奠基
全面考察乐府诗题名，可以为《乐府续集》编撰奠定基础。郭茂倩《乐府诗集》为宋前乐府诗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后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唐后乐府诗研究，但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近年出版的郭丽、吴相洲《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之前，收录完备且具有严密体系的唐后乐府诗总集尚未见到。而且，已出版的《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也只是《乐府续集》编撰第一阶段的成果，后续还将有明清卷和海外卷，面对明清和海外浩如烟海的诗歌，认定哪些诗歌为乐府诗无疑是首当其冲的难题。
众所周知，《乐府诗集》主要根据前代歌录编撰而成，歌录是宫廷音乐表演的歌辞集，其乐府性质毋庸置疑。因此，《乐府续集》各卷的编撰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就是以与《乐府诗集》所收诗作同题为收录依据，如此则全面考察乐府诗题名就成为编撰《乐府续集》所必需的环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除《乐府诗集》以外，还有很多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乐府曲名在编撰《乐府续集》时也要考虑进来。如唐人崔令钦《教坊记》所载278题乐府曲名中就有很多未见于《乐府诗集》，但这些曲名的乐府性质无可置疑，在编撰《乐府续集》时就应当收录这些曲名在唐后的同题诗作。
缘此之故，在考察乐府诗题名时，应分《乐府诗集》已收题名和未收题名两类分别讨论，后代认定乐府诗就可以此为据。由此可见，全面考察乐府诗题名，可为《乐府续集》编撰过程中认定乐府诗提供可靠依据，为整个《乐府续集》的编撰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加深对乐府诗史的认识
全面考察乐府诗题名，有助于深入认识隋唐五代的乐府诗乃至整个乐府诗史。乐府诗的题名在表演和流传过程中会发生变异、衍生、消失、再造等复杂情形。变异指一个乐府题名在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如《想夫怜》是从《相府莲》变异而来，《渭城曲》又名《阳关曲》《阳关三叠》等。衍生是指从一个乐府题名生发出其他相关的乐府题名。如《乐府诗集》中《鸡鸣》之后有《鸡鸣篇》《鸡鸣高树巅》《晨鸡高树鸣》；《铜雀台》之后有《铜雀妓》《雀台怨》；《古别离》之后有《生别离》《长别离》《远别离》《久别离》《新别离》《今别离》《暗别离》《潜别离》《别离曲》等。
乐府诗题名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失传，如清商乐历经梁、陈、隋、唐多朝，到武后时期遗存63曲，至杜佑撰写《通典》时仅存有辞者32曲，题名丢失过半（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四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消失了的乐府诗题名后世有时会进行再造，再造时有的就使用原有题名，如黄帝时的乐舞《云门》早已失传，但从晋代开始就有人再造，傅玄就曾作有《云门篇》，北周郊祀时仍有《云门舞》表演；有的再造是原有题名已无法确考，所以依据古意新创题名，如人们根据《尚书》中“百兽率舞”的记载再造《百兽舞》。
综上所述，乐府诗题名存在很多复杂情况，对其进行全面考察不仅很有必要且意义重大。这项工作有助于人们清晰掌握每题乐府诗在表演、流传过程中发生的诸多变化和演变脉络，进而对每一题乐府诗展开精准研究。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乐府诗创作的具体情境、文学特色和诗学主张等，对深入认识隋唐五代乐府诗乃至整个乐府诗史也不无裨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元乐府学典籍研究”（21BZW09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