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历史文化在其中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就最广泛的层面而言，历史是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它不仅是一种保存人类记忆与情感的信息，更是一种文化记载。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充满人本主义精神，呈现文明发展的历程，也塑造着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观念与实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
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卷上曾总结道：“此土古德高僧能摄伏异宗者，率由博学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语不通，饮食不同，孰能达其志通其欲……此皆不施他术，唯通外学耳。况乎儒道二教义理玄邈，释子既精本业，何好钻极以广见闻，勿滞于一方也。”赞宁强调僧众需要具备充足的外学知识，虽不依外学经籍之知见，却能灵活用之。这一方面解释了僧众研习外学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表露出“勿滞于一方”的文明互鉴用意。这也成为我们看待佛教历史文化的基本视角。
中国佛教历史文化观念的三个维度
印度佛教内部本无成熟的史学传统，在未与中华文化交流之前，其内部并没有产生独立的历史文化观念与实践。后来人们所知的僧众的历史文化活动，主要还得益于佛教与中华文化重“史”传统的交汇，这也在僧人对史学知识的应用上表现出来。概言之，中国佛教僧众主要将史学知识应用到了倡导为主的弘法活动中，并综合提升了自身的表达与写作能力。而僧众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吸收并不仅仅浮于表面，其中亦蕴含了更为复杂的机理。在此机理中最为首要的，即僧众的历史观念问题。
第一，中国佛教僧众的历史观念形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僧肇、僧叡等初倡本迹论，由此形成历史观的整体框架。佛教本迹之说出自《维摩诘经》，僧肇在《注维摩诘经》卷首概括道：“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凡此众说，皆不思议之本也。至若借座灯王，请饭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议之迹也。然幽关难启，圣应不同，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而不思议一也。”按照僧肇的理解，佛教以不可思议之法理为本，以佛陀教化的历史为迹。史迹虽无常，却内含法身之本；法身虽无形，却可凭史迹而显现。这种本迹史观不仅初步解决了佛教的历史源流问题，且佛教史迹因以法身为本，而有了指示终极与永恒的意义。
第二，佛教僧众的历史“本迹观”从本体层面确立了看待历史的基本视角，但仍需进一步解决历史发生论的问题。因此，佛教又以“感应史观”来说明“因本垂迹”的内在机制。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因果感应观念以庐山慧远的“业报”因果感应为主流，其思想核心是将“业感”视为造作世间之业，而感善恶或六道轮回之果是有为业。佛教的感应说也延伸至历史观念领域内，成为佛教历史发生论的核心理据。
第三，佛教还需要在历史观念内部对“时间”问题作出说明。卜正民曾提出，“中国书史者，往往将时代分为两个范畴：古与今。这种区分通常是出于一个论述目的，即今实不足与古之至智至善作对比”，中国史学传统中“今不如昔”的意识也与佛教末法观念相契合。佛教僧众一方面从历史考证角度去判定正法、像法、末法的具体时限；另一方面，像法、末法的观念给“时间”注入了价值判断，如僧叡在《喻疑论》中所言，“此五百年中，得道者多，不得者少。以多言之，故曰正法。后五百年，唯相是非，执竞盈路，得道者少，不得者多。亦以多目之，名为像法。像而非真，失之由人”。
总结而言，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观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历史本体论层面形成了本迹史观，由此确立了法理与历史情境的关系；二是在历史发生论层面形成了感应史观，对历史现象的发生与解释建构了完整的话语体系；三是在时间观念层面形成了末法史观，在历史发展中注入了价值判断。
中国佛教历史文化的中国化实践
中国化形态的佛教历史文化观念也驱动了实践的产生。因为历史文化知识是中国文化系统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因此佛教僧众的历史文化实践基本上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方位互动中完成的。
首先，翻译完成的佛典仅是汉译的原典文本，但中国僧众却时有在佛典前后补之以序跋的情况，序跋往往涉及译者简介、译经时间和地点、译场人员、经文大意以及相关佛教义理阐发等内容。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文化实践。《出三藏记集》中就保存有序跋作品共计171篇。概言之，序跋类文献写作需要直面该经典翻译的历史情境与文本的思想内容，因此需要僧众进行史学性质的信息搜集与分析工作，这也令序跋文献包含了大量史料信息。
其次，僧众最为直接的历史文化实践即是史学著作的撰述。僧众虽对教外史书多有研习，但可考的注疏著作仅《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僧务静《汉书正义》三十卷”一部，从《艺文志》所列顺序推断其或为初唐前后作品。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考察的对象还有大量由僧众撰述的佛教史学著作。总体上看，佛教史籍数量众多、门类繁多，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这也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相同步。魏晋以降，士僧之间也形成了密切的社会生活交往，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夫《般若》理趣，同符《老》《庄》。而名僧风格，酷肖清流，宜佛教玄风，大振于华夏也。西晋支孝龙与阮庾等世称八达。而东晋孙绰以七道人与七贤人相比拟，作《道贤论》。名人释子共入一流。世风之变，可知矣”。在此情境下，佛教历史文化因为士僧的交往而得到与传统史学对应发展的机会，佛教史学著作的数量和种类的增长均与传统史学发展保持一致。
再次，佛教目录学的产生与本土史学目录编纂的发展有关。魏晋南北朝之际，藏书活动增多，官府为藏书成立专门机构，由专门人才进行管理，官府藏书的自觉性开始出现，藏书机制日益健全。这为目录编撰的繁荣提供了保证。与此同步，佛教寺院藏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寺院藏书日渐兴起，并逐步成为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书院藏书并存的一大藏书系统。南北朝时期藏书多达四五千卷的寺院并不鲜见，且形式多样，抄本与石经并存，特别是北方开创的石刻佛经成为保留经本、防备法灭的一种新的藏书形式。而在藏书数量增多且种类庞杂之时，目录著作的撰写就成为必须，佛教目录学著作得以诞生，并随之蓬勃发展。
最后，沙门类传作品的兴盛与世俗人物传记也大量问世。我们可以找到众多从表述、立意等方面与世俗人物传记对应的佛教作品。其作品名称上，僧传多使用“名”或“高”，按照慧皎《高僧传》序言的解释，“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名”强调其社会声望，“高”则为德行之高尚，这种名称上的设定显然有世俗类传的参照。《名僧传》《高僧传》可能受当时大量出现《逸士传》《名士传》《高士传》《高隐传》的影响、启发而作，宝唱《比丘尼传》的产生也与当时女性相关传记的涌现有关。自汉代《列女传》诞生后，出现大量同类作品，如曹植《列女传颂》、缪袭《列女传赞》、项原《列女后传》十卷等。宝唱在《比丘尼传》序言开篇就引用了扬雄《法言义疏》之语，“希颜之士，亦颜之俦；慕骥之马，亦骥之乘”，可见其撰书源于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影响，且作品本身性别意识的彰显也正与《列女传》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实践是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中完成的。史学著作种类、编撰风格与立意均有传统文化的参与。佛教在与传统史学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佛教史学作品，不仅在佛教史学内部形成了独立的知识系统，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中国佛教历史文化活动的影响
中国佛教自觉利用历史文化活动从事观念与实践的建构工作，对佛教内部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有两个层面：一是对佛教自身的影响；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历史文化活动对中国佛教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人记忆可以通过历史文本的运作，被统一到集体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身份认同。慧皎写作《高僧传》时已经意识到其作品主要会在僧众角色的塑造层面产生影响，因此，其文写作的核心便集中在道德教化功能的发挥上。《高僧传》确立了“高”作为集体记忆建构的道德评价标准，从而为之后整个佛教僧众塑造自身形象提供了参照模板。第二，历史文化活动勾勒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清晰脉络。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记录了大量僧人行历、佛教传播史迹，成为后世把握佛教史的根基。这种影响还具有持续性，甚至成为近世重建佛教脉络、佛教神圣空间等的权威性文本。第三，历史文化活动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连接的纽带。《南齐书》云，“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在正史上正式出现了“三教”概念，标志着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世俗史学活动中，佛教、道教已经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意识力量而具备了与儒家共融共通的可能。同时，僧众的史学活动又成为现实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纽带，史学追求的对现实活动的把握与宗教追求的神圣信仰让佛教史学具有了更立体的样态。
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活动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譬如域外的史料就丰富了我们对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地理、交通、文化、风俗等的了解。第二，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道德评价体系。传统历史文化往往是以儒家的伦理观为中心，而佛教则通过僧侣事迹的书写与评价，表露出协调中国本土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道宣就曾指出，“是以布五位以擢圣贤，表四依以承人法，龙图成太易之渐，龟章启彝伦之用”。第三，强化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如《高僧传》中就作了去神秘化、灵异化的工作。以道韶为例，《名僧传》中对他有详细记载，《高僧传》却并未收录。从传记内容上看，道韶生平的特征是多遇鬼神之事。慧皎在写作过程中直接对这一题材的故事视之不见，展现出明确的理性主义特质。
钱穆曾认为：“佛教，它本身就没有历史，连印度也没有历史，但佛教传达中国，中国僧人就把中国文化传统看重历史的眼光，来记载佛教史。”因此所谓佛教中国化，“乃是说在宗教里边加进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历史观点”。综上所述，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观念与实践根植于中国，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最终在动态历程中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17ZDA2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