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文化故事的国际传播实践受到了普遍关注。本报记者邀请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田浩和英国知名新生代中国学家、翻译家、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蓝诗玲（Julia Lovell）以《西游记》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为主题进行了对话。以下内容根据田浩和蓝诗玲的对话整理而成，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故事国际传播实践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西游记》的“西游记”

　　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具有独特的国际传播魅力。自1895年第一个英文译本出版以来，《西游记》故事的叙事在文学外译和影视改编等领域长盛不衰，美猴王的形象更是稳定地进入许多国家原生的文化故事之中，成为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代表性个案。准确理解《西游记》故事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及其在西方社会的国际传播实践历程，能够为当前我国的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助益。

　　田浩：《西游记》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小说之一，在中国的文学研究、文化创作、教育等领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海外中国学家如何看待这部作品呢？

　　蓝诗玲：《西游记》是一部跨越了时空界限、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古典小说。众所周知，《西游记》在塑造中国人的文化想象力上意义非凡。这种意义也超越了国别限制，成为东亚地区乃至全球华人的想象力源泉之一。《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与人物之于中国民众的意义，大致可比拟为莎士比亚或狄更斯之于英国民众的意义。

　　田浩：据我所知，美猴王这一形象在西方社会受到广泛认可，一方面，要归功于不同时期海外中国学家的翻译作品，另一方面，电影、电视、动漫等众多文化产品（如香港电影、日本电视剧等）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作品影响了很多海外民众对《西游记》故事和美猴王形象的认识。这可能意味着，伴随媒介形态从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的变迁，《西游记》故事的传播形态也在不断更新与“扩容”。

　　尤其是，当社交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平台兴起之后，各类中国文化故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呈现出个人化、流动化的场景，故事文本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也拥有了一种内在的跨文化性。这启发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故事跨文化传播过程的理解，应当以网络化、多元化的媒介实践以及相关媒介文本为中心。在《西游记》这个经典案例之中，代表性的文本就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各类故事片段与用户生产的内容。

　　蓝诗玲：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西游记》故事衍生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改编版本。无论是对原著的改编、删减、续作，戏剧化、歌剧化，还是兴起于20世纪的电影、歌曲、漫画、动画，甚至是在近些年出现的各类电子游戏，都是很好的例证。相较于卷帙浩繁的原著，人们可以通过各类改编文化产品来更方便地理解《西游记》故事。据我所知，华语世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改编电视剧或电影，流行歌曲创作者也会将这些故事融入他们的歌词之中。因此，《西游记》小说中的故事与人物就像水一样：它能够以多种形态来适应人们的接受场景、情感状态与生活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西游记》故事是不同寻常的，其文化影响力也不仅局限于东亚观众。如你所说，20世纪80年代，许多与我同龄的英国人或澳大利亚人都是观看着日本电视剧《西游记》长大的。这一改编版本的人物形象和画面场景奇幻感十足，并因此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心中的“文化崇拜”。那部电视剧是我与中国文化、东亚文化的第一次邂逅，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不平凡的故事走向海外观众

　　《西游记》故事不仅是海外中国学界的译介对象和研究对象，也是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流行线索，这在中国古典故事中并不多见。如何以开放的心态来理解海外学者和民众围绕《西游记》故事所开展的文化创作实践至关重要。

　　田浩：译介一直是连接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社会（包括中国学家和社会大众）的重要桥梁，甚至可以说，译介是《西游记》故事跨文化传播最基本、最成熟的模式。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尊重原文和吸引读者之间通常存在着种种冲突，这为中国文化故事的国际传播工作设置了障碍。您在2021年出版了节选版的《西游记》，这也是《西游记》故事目前在西方传播的最新版本。根据您翻译《西游记》的经验，您认为译者应该如何在上面两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蓝诗玲：我认为，译者同时肩负着两种不同的责任。首先，译者必须对原著负责，即尽可能忠于原文，准确传达意义。其次，译者必须对读者负责，即运用新语言构建出一个能够流畅地传达原作的意义、感染力，同时具备吸引力的文本。有时候，译者需要在这两种责任之间作出妥协，因为对原文表述方式的绝对忠诚可能会妨碍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在这种时候，译者往往需要在目标语言之中搜寻一些对等的内容来帮助完成翻译。这种对等内容不一定是遣词造句层面上的，但可以反映出译者对原著的语气、精神气质等风格要素的判断。

　　在地理基础、文化背景、语言方式等方面，英国文学的发展历程都与中国的情况相去甚远。如果我对《西游记》原著的文化要素与表达方式进行原汁原味的表述，将中文逐字翻译为英文，读者可能会失去阅读兴趣。但幸运的是，这本书的编辑在翻译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因此，我可以进行一些删减、改编，以便在原著与21世纪的英国读者之间搭建起桥梁。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了中国经验的启发——近代中国人在阅读白话文小说的过程中通常能获得娱乐感。为了在当前的英国读者群体中获得类似的反应，我的行文风格通常较为口语化，也尝试了在正式语体与非正式语体之间不断进行切换。

　　田浩：的确如此。《西游记》故事在不同国家都拥有稳定的大众认知度，各类小说与影视改编版本也被证明是海外民众体验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在数字时代，这一文化现象进一步被拓展至社交媒体平台上，包括YouTube、TikTok（抖音国际版）、Instagram等平台在内，对中国文化故事的改编与传播获得了海外民众的广泛关注。这或许表明，在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获得了一种在异文化中自我衍生的能力。围绕这些中国文化故事，用户得以形成具有明确情感偏向的跨文化共同体，这使得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最终可以达成较为一致的跨文化理解模式。实际上，不仅是《西游记》故事，汉服、戏曲、中国音乐等众多文化元素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流行都体现出相似的传播规律。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故事国际传播的关注，可能要将社交媒体平台上内容与用户的交互作为核心场域，在数字媒体平台上“尊重用户”“理解用户”，并基于此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化生产活动，为中国文化故事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充足的养分。

　　蓝诗玲：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文学气息浓厚的国家，不同的文学人物、文化故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借助多种多样的形式来传播。例如，19世纪，中国的女式衣物上会绣上著名小说的情节场景。对于文学人物与故事应在不同媒介平台上展开传播的想法，我非常赞同。社交媒体平台蕴藏着难以估量的创造力，也拥有海量的观众群体。我期待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社交媒体用户之间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交流和分享，使中国那些不平凡的故事能够更好地走向海外观众。

　　提升海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中国文化故事的全球流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以多元样态、多种行动模式在复杂的全球文化图景中逐步推进的。这既要求我们对中国文化故事的多元表述保持包容，也要求我们慎重地理解和衡量中国文化故事国际传播的效果。

　　田浩：除了各类文化作品的直接译介与再创作，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还包含丰富的“中国故事”，包括与中国有关的网络迷因、短视频故事、线上线下展览等。我此前的一项研究表明，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在意识和策略上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去除故事本身的神秘化色彩，使故事与受众的日常生活需求产生关联，从而制造一种近乎“浸入式”的接受体验。因此，这些与中国社会文化紧密相关、与中国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不仅能够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将自身的生活逻辑与中国社会联系起来，更能催生不同受众对中国文化有更准确的体认与更深刻的共情。这在当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很多表现。

　　2023年，大英博物馆的中国专题展览“晚清百态”（China’s hidden century）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展览关注晚清时期中国的社会巨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型，在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引发了诸多讨论。作为这次展览的策划者之一，您认为这次展览具有哪些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如何帮助英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蓝诗玲：这次展览聚焦于中国历史上一段非常关键的时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被视为由外部与内部要素共同导致的内忧外困时期。英国学者们认为，“清朝盛世”（即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鼎盛时期）阶段于1796年结束，此后，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危机时期。中国先后遭受了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侵略，并且面临着严峻的内部问题，例如自然资源短缺、人口过剩、通货膨胀等。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充满矛盾与痛苦的时期，必然导致人们在呈现这段历史时会遭遇很多挑战，但人们应当尽可能公正、准确地呈现这段历史。

　　我认为，举办一次关于中国历史的展览是值得尝试的：这是一个向英国普通民众呈现中国历史的机会。我和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合作者以19世纪为切入点，串联起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事件与主要条约。我们尝试通过这个展览让普通英国民众更多地了解中国，让他们知道，这段历史为何对现代中国非常重要，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例如，鸦片战争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但对于英国学生而言，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课堂中都鲜有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或19世纪的中国历史等内容。因此，我们试图向英国民众讲述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

　　除此之外，19世纪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还有很多不为人所知的个人故事，这折射出彼时中国的社会文化与朝廷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技术也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也尝试呈现各类故事，包括那些女性政治家、作家、画家和工匠的故事，因为他们是这个动荡年代的一部分，他们面对生活压力与社会巨变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与惊人的创造力。

　　田浩：事实上，我们探讨了许多关于如何实现“有效的”与“成功的”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但是，中华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始终面临着文化冲突这一不稳定变量。这些冲突包括“中国威胁论”及其不同变种。正是由于文化冲突的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产与海外传播才需要更加注重发挥个体能动性，依赖海量的普通用户开展以“人”为中心的国际传播实践。在您此前的研究中，您提到了英国公众对中英之间的各种历史事实的选择性遗忘以及对“中国的报复”的恐惧。您认为，21世纪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否仍受到这些观念的制约？

　　蓝诗玲：当时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各种“中国威胁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19世纪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歧视所引发的一系列观念与行为。这种观念在当代西方关于中国的大众话语中仍遗存痕迹，这些话语通常表现为一个问题，即“中国是我们的威胁吗？”但其根源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认识的一种有害的过度简化。如果让我对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工作提出一项建议，我建议，应该努力提升海外民众（如英国民众）对中国、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了解，让普通民众摆脱关于中国的简单化、单一化的认识路径。我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学习汉语、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与历史故事的方式来接触中国，认识到中国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时代我国主流媒体的情感传播与影响机制研究”（23CXW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