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教本土教派，其理论体系融合了龙树般若空宗思想和《法华经》思想，并作出了一种中国化的解读。天台宗对佛教原有理论进行了体系化阐释和创造性建构，尤其是“止观双修”思想的提出，奠定了中国佛教的实践底色，并正式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止观”并非天台宗的发明，而是印度佛教一个由来已久的重要概念。有学者认为，“止观原是印度佛教各个流派都强调的定慧双修之法”。“止”为寂止，通过禅定功夫将心止于定境，不为烦恼扰动；“观”为胜观，则是以般若智慧思维、观察某一特定的理趣或事物。《杂阿含经·卷七》言：“修习于止，终成于观；修习观已，亦成于止。谓圣弟子，止观具修，得诸解脱果。”由此可知，印度佛教所说的“止观修行”主要是指停止一切妄念，将思维专注于一处（止），并以智慧认知对象（观）的修行方式。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印度佛教中，“止观”作为一种修行方式，所呈现的是一个次第修行的过程，如《清净道论·卷七》言：“依戒为初善，止、观、道、果为中善，依涅槃为后善。又依戒、定为初善，依观、道为中善，依果、涅槃为后善。”再如《杂阿含经》所言，“止”的目标为“犹如大石山，四风不能动，色声香味触，及法之好恶，六入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即心不为一切法所触动；“观”的目标则是“厌于色，厌受、想、行、识，厌故不乐，不乐故解脱”，即认知五蕴皆空，进而解脱。因此，也可以说“止观”是达成“定慧”的手段。
由此不难看出，在印度佛教中，“止观”的修行是从“止”入手，以“止”为具体路径，最终达到“观”的境界，即所谓“修习于止，终成于观”。当然，印度佛教并不拒斥直接由观入手，最终同时成就“止观”的路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印度佛教的“止观”仍是两种非常具体且相对独立的修行方式。
首先对“止观”进行重新阐释的是天台宗的慧思禅师，他基于自身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将“止观”修行进一步推衍为“止观双修”，并对其进路和背后的教理进行了系统化阐发。慧思提出：“所言止者，谓知一切诸法，从本已来，性自非有，唯是一心，体无分别，作是观者，能定妄念不流，故名为止。所言观者，虽知本不生，今不灭，而以心性缘起，不无虚妄世用，犹如幻梦，非有而有，故名为观。”首先，慧思认为“止观”修行所依止的就是修习者自己的“一心”，即将“止观”归结为“一心”的作用。他认为“止”就是认识到万法皆从一心而生，是一心的变现，无有分别之后，而达成“妄念不流”的状态；而“观”则是认识万法“心性缘起”、非有而有、能生世用的现实状态。换言之，慧思将“止观”从两种修行方式进一步解释为心的两种状态，进而将“止观”从单纯的修行方式转化为对“心”之发用的挖掘，为“止观”修行乃是针对“心”的训练找到了更深层次的依据。其次，由对“止观”的新阐释，慧思进一步提出了“止观”修行的新模式。将“止观”的次第修行发展为更具同一性的“定慧双开”对生结构，即“由观入止，由止发观”，并反复循环直至究竟圆满。
智顗在其师慧思“止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止观双修”理论。如果说慧思的“止观”对生结构在具体修持中仍然未能摆脱现实的次第进路，那么智顗则以“圆顿止观”思想开创了“止观”同时修行、同时成就的圆融路径。就其思想而言，智顗以“三谛圆融”与“一心三观”思想为基础，认为既然一心中能观“空”“假”“中”三相，且慧思已经阐明“空”“假”二相又与“止观”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故而认为“止观”同样可以在一心中同修同得。就修行实践而言，智顗则进一步充分证明了“止观”，如其在《摩诃止观》中所述，“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观”；“既知无明即明不复流动，故名为止；朗然大净，呼之为观”。智顗延续了慧思对“止观”的解释，认为“止观”同为一心之两种状态，且二者作为一体之两面，必然同时发动、一成俱成：修行至“无明即明”自然“朗然大净”。至此，慧思、智顗师徒以“止观”为核心，完成了中国佛教修行理论的建构。
中国佛教对“止观”的热情与思想旨趣与印度佛教完全不同。在印度佛教，“止观”仅仅是一种修行方式。经论中对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止观”修行的具体过程、细节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上。在印度佛教中，“止观”作为修行实践，始终被定为通向涅槃解脱的路径，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四》言：“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观：‘实有菩萨不见有菩萨，不见菩萨名，不见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不见行，不见不行。’”如此，“止观”与涅槃解脱始终是方法与目标的关系。
天台宗则不然，慧思与智顗首要强调的，就是“止观”与涅槃解脱的内在一致性。正如慧思所指出的那样，“止观”是“一心”的两种发用，而其所谓的“一心”，则是大乘佛教所谓的“真如”。《大乘止观法门》言：“此心即第一义谛真如心也。自性圆融，体备大用，但是自觉圣智所知，非情量之能测也。”而在佛教的思想体系中，真如心则被视为佛性的异名，大乘佛教更是以此为核心，构建了佛境界的论述——这也正是佛教思想的核心部分。如此，作为众生所具真如心的功能，“止观”修行就不再只是通向涅槃解脱的道路，相反，在修行的意义上，“止观”成为了涅槃境界的外化，修行的方法与路径以及修行的最终目标，在真如心背景下完成了统一。如果说印度佛教的“止观”修行是一种以真如心为模板而对“心”所进行的训练或者塑造，那么天台宗的“止观”修行则相当于让自身所具的真如心直接显现；相比之下，天台宗将“止观”修行从量的积累变成了质的转化。换言之，天台宗关于“止观”修行法门的阐发实际上提升了其理论高度，在某种程度上，“止观”超越了修行的范畴，有了更为深刻的教理阐释意义。从思想体系而言，天台宗的“止观双修”理论彻底解决了修行方式与成佛境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何修习“止观”能够成佛的问题——这不仅是个理论的突破，也是一种思想旨趣的转向。
从整个佛教教义体系的角度来讲，天台宗对“止观双修”的思想阐述，使得佛教的修行实践真正进入了教义体系并获得了与经义教理同等的地位，抑或可以说自天台宗之后，佛教的修持实践成为了中国佛教各宗派在思想上不得不重视、甚至是不得不被视为理论核心的问题。而这样的一种转变，也恰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开端。
抛开佛教而言，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或思想特质即是重视实践、强调以实践为核心而展开思想体系建构。牟宗三先生在谈到中西方哲学思想的异同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哲人多不着意于理智的思辨，更无对观念或概念下定义的兴趣。希腊哲学是重知解的，中国哲学则是重实践的。”郭齐勇先生在总结中国哲学的特质时一共罗列了七点，分别为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在这七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四点与实践直接相关。具体地从本土思想主干来看，无论儒家还是道家或道教，二者的思想体系都是从实践出发并以实践为核心的。正如《庄子·天下》所指出的那样，二者乃至诸子百家思想的核心同为“内圣外王之道”。所谓的内圣外王，概而言之即内成圣外成王，也就是个体生命安顿与整个天下和谐的超越性统一。它不是一种可能理论的表述，而是对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与现实世界之应然的实践追求。儒家将之表述为《系辞》的一阴一阳之道、《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道家或道教则将之视为无为之道、众妙之门。孔子将自己毕生的理想归结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以人生实践为思想旨趣；老子的《道德经》虽然被我们视为一本非常纯粹的哲学著作，但其内容核心实际上是在阐述如何践道履德，而非追问何为道德。诚然，中国思想中并不缺少思想建构，但从其理论建构的初衷与实际建构的方法来看，中国思想一切关于理论建构的努力，事实都是指向实践并依托于实践的。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我们为什么讲心体、性体、道体这些东西呢？这些都是理论呀！我们之所以如此讲，是因为我们有工夫，而在工夫中了解了这些道理。所以，讲道体就涵着工夫，讲工夫就印证道体。”以作为中国思想正统的儒家为例，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是“经世致用”，而非对世界的好奇。两汉经学虽然致力于“天人同构”的世界观以及宇宙运行规律的建构，但究其实质而言，这一理论建构不是为了了解宇宙万物的真实情状，而是为了追寻一种永恒有效的天下秩序。换言之，对于中国思想而言，理论建构在本质上始终是实践过程的“副产品”。
事实上，作为同样以“自利利他”“自度度人”为立教之本的佛教，原本也应该是以实践为核心思想的。然而其对“慧解脱”法门的强调，事实上已经表明这一宗教依然无法摆脱以思想建构为主的发展路径——如果它没有传到中国的话。历史地看，在天台宗之前，中国佛教虽然曾有过通常所说的“南义北禅”格局——南方重义理北方重禅修，但是从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脉络来看，可以说天台宗之前的中国佛教整体上仍处于单向接受与理解这一外来宗教思想的阶段。因此，对于思想的关注是其不可逃避的历史使命。尽管北方有着重视禅修的倾向，但同样应该看到，北方僧众对于教义的钻研并不逊于南方。比如鸠摩罗什的高足僧肇、菩提流支及其身后的“地论师”，均为北方阐扬教义的杰出代表。如果以实践旨趣之核心地位的确立为佛教中国化的标志，那么天台宗之前北方僧众对于禅修的重视，其实可以被更多地视为一种深受“中国思想传统”熏陶的中国僧人的“本能反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以慧思、智顗为代表的天台宗所具备的对实践的高度自觉。他们对“止观双修”的发挥，不止是一种简单的对实践方法的详述，其要害之处在于给予修持实践以核心地位，至此之后，中国佛教的思想发展不再是单纯地追求经义思辨，而是真正进入以证悟实践为止归的路径之上，因此才会有禅宗、净土宗、律宗这些专门以修持法门而非经典义理成立的宗派。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天台宗一方面通过对“止观”的思想阐释奠定了修行实践在中国佛教中迥异于印度佛教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它在实际上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真正方向，并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禅宗的创立做好了充足的理论奠基。天台宗严密的逻辑、宏丰的理论，为佛教中国化的根本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台宗的“止观双修”可以被视为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开端。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