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徐兢编纂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是研究12世纪高丽政治、经济、社会风尚、历史文化以及宋朝与高丽（简称“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历来受到学术界重视。《高丽图经》版本不一、错误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者对该史籍的运用。目前，《高丽图经》流传较早的版本为宋乾道三年（1167）刻本。而校订较为完善的刊本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清代藏书家鲍廷博以家藏《高丽图经》为底本，吸收了清代藏书家胡夏客的校勘成果，并参校明末海盐郑休仲刊本，收入著名的《知不足斋本》，世称鲍刻本。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孙希国等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利用《高丽图经》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韩国学者李镇汉对《高丽图经》也进行了注释和考证。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为《高丽图经》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时值徐兢使团出使高丽900周年，其编纂的《高丽图经》也成为研究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遗产，值得进一步加以重视和研究。
徐兢其人与《高丽图经》编纂
徐兢（1091—1153），字明叔，其籍贯，据《行状》称其为建州瓯宁人，然据《四库全书总目》引《文献通考》则称其为和州历阳人，《思陵翰墨志》又作“信州徐兢”。其实，建州瓯宁为其祖籍地，其后移居和州历阳，靖康之变后迁移至信州弋阳。徐兢晚年自号信州居士，但科举屡试不第。政和四年（1114），徐兢以恩荫入仕，历任地方官。其为两宋之际著名的篆书大家，不仅宋徽宗对其书法大加赞誉，即使如宋高宗论及当时书法颇多微词，但说到篆法，也认为“惟信州徐兢”，对其书法成就多有赞赏。正因为徐兢的书法才能，为其出使高丽提供了条件。随着宋丽文化交流的频繁，高丽对宋朝书法技艺颇为赞赏，高丽睿宗特下令在王宫中设天章阁，用于珍藏宋徽宗墨宝。宣和四年（1122），高丽使臣金富辙等来朝，希望宋朝遣使赴高丽时能够派遣“能书者”同行。因此，擅长书法的徐兢便成为宋朝使团出使高丽的人选之一。
宣和五年五月，宋朝以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为正、副国信使出使高丽，徐兢以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的身份随同使团奉使高丽。徐兢一行奉使高丽时，适逢高丽睿宗去世，徐兢一行便兼任吊唁慰问大使抵达高丽，以吊慰高丽睿宗。回国后，宣和六年，徐兢根据其在高丽逗留约一个月左右的所见所闻，“物图其形，事为之说”（《高丽图经序》，《知不足斋本》卷1）撰写了图文并茂的《高丽图经》，共四十卷，分列二十八门。《高丽图经》撰成后，于宣和六年八月序上。徽宗览之大悦，命徐兢诏对便殿，赐同进士出身，知大宗正丞事，兼掌书学。但不久，王黼罢相，徐兢以亲嫌受到牵连被贬池州永丰监。靖康南渡，徐兢以祠禄官致仕。绍兴二十三年（1153），徐兢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主要内容与编纂体例
《高丽图经》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载了高丽王朝一代典章制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宗教、民间文化习俗等，且均为徐兢居留高丽时亲身观察之第一手记录，其史料价值极高，而其中论述明州（浙江宁波）与宋丽海上交通占篇幅最多，其中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九《海道》对由明州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行程、地理位置以及航海技术等均做了大量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高丽图经》分为四十卷、二十八门、上百条：卷一 建国1条；卷二 世次 3条；卷三 城邑 8条；卷四 门阙 6条；卷五、六 宫殿 13条；卷七 冠服8条 ；卷八 人物5条；卷九、十 仪物12条；卷十一、十二 仗卫18条；卷十三 兵器 8条；卷十四 旗帜7条；卷十五 车马 7条；卷十六 官府6条；卷十七 祠宇 10条；卷十八 道教1条 释氏5条；卷十九 民庶 5条；卷二十 妇人7条；卷二十一 皂隶 7条；卷二十二、二十三 杂俗 16条；卷二十四 节仗 14条；卷二十五 受诏6条；卷二十六 燕礼10条；卷二十七 馆舍11条；卷二十八、二十九 供张 20条；卷三十至三十二 器皿30条；卷三十四至三十九 海道46条；卷四十 同文4条。由于徐兢所撰《高丽图经》内容多为耳闻目睹，故其内容丰富，对高丽时期朝鲜半岛典章制度、经济、社会、军事、地理、人物、风俗、文化等均有大量记载，实为研究12世纪朝鲜半岛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一手资料，对于高丽史、宋辽金元史以及东亚区域史等的研究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高丽图经》的编纂体例，学者多将其列入地理类或载记类。《中国丛书综录》则将其列入中外杂记类。由于其为中外奉使记录，从其内容和题材来分析，《中国丛书综录》将其列入中外杂记类较为妥当。因为其若干内容是摘编前人记录，如卷一《建国》称：“谨稽诸史，序其历代之王，”也有对前人记录的补充和考证。当然，《高丽图经》中绝大多数内容是徐兢在高丽一个多月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奉使往返的记录。他以图为纬、以经为图之说明，对奉使高丽期间的所见所闻，举凡山川河流等自然环境、社会风物、典章制度以及高丽文化艺术等，多加以记载。但遗憾的是，《高丽图经》中的图谱部分在辗转传抄中阙失。
关于宋代海洋航路的记载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以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为界，先后经过北部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明州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高丽图经》主要记载了熙宁五年以后宋丽之间的明州海上航线，即主要由明州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有关宋丽海上具体航线和航路里程，《高丽图经》卷三十四至三十九“海道”进行了系统、明确的记载。
宋丽海上航路从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其载宋宣和五年五月“十六日戊辰神舟发明州，十九日辛未达定海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虎蹲山），东至昌国县（今定海县）、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今普陀山，自此出海，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经夹界山，亦称古五屿，“正东望一山如屏，即夹界山也，高丽以此为界限”（《高丽图经》卷三十五《海道二》）。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即可居岛；过白山，王文楚先生考订为今大黑山岛东南之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载《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7页）
然而，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森平雅彦编：《中近世的朝鲜半岛与海域交流》，汲古书院平成二十五年版，第16页）。盖王氏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徐兢《高丽图经》中对白山形态的记载：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高丽图经》卷三十五《海道二》）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记载无误，王氏实误矣。
使团由白山抵达黑山，今韩国大黑山岛，为宋丽海上丝路南路之枢纽，船舶往来停歇地；过黑山岛后，沿群山列岛海岸北上，抵紫燕岛，为今仁川西之永宗岛；至急水门水道，进至礼成港，于碧澜亭上陆，再由陆路抵达高丽都城开城。碧澜亭，今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由此舍舟登陆，去开城。自宋神宗熙宁后至南宋，宋丽之间海上航路盖经由此路。如趁季风便利，五六日即可抵达。
有关宋代海洋知识的记载
徐兢《高丽图经》还记载了宋丽航路气候之变化、海洋潮汐和指南针之航海运用等，对宋朝出使高丽的官舟和客舟的规模和造船技术等亦做了明确记载，不仅体现了宋代航海技术的进步，也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如记海洋潮汐，“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浮，则海水缩下而为汐，计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气为阳，而阳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昼。由午至亥，其气为阴，而阴之气，又自有升降，以运乎夜。一昼一夜，合阴阳之气，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间，潮汐皆再焉”（《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
宋朝出使高丽的官舟称为“神舟”，规模巍峨壮丽，令高丽叹为观止。其“神舟”条载：“臣侧闻神宗皇帝遣使高丽，尝诏有司造巨舰二：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二曰灵飞顺济神舟，规模甚雄。皇帝嗣服羮墙孝，思其所以加惠丽人，实推广熙丰之绩，爰自崇宁以迄于今。荐使绥抚，恩隆礼厚，仍诏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慑海外，超冠今古，是宜丽人迎诏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
《高丽图经》还明确记载了在宋丽航路上指南针之使用，“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防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可见，《高丽图经》有关航路和宋官船规模以及航海技术等记载，为全面深入研究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海洋经济文化交流
10至13世纪，活跃在东亚海域的海商主要是宋朝海商，在一定程度上宋朝海商主导了东亚海域的秩序。宋丽贸易亦于海上进行。据《高丽图经》记载，他们从明州北上，经淮河入海口横渡东海，组成中、小型船队前往高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抵达高丽之后，宋商在礼宾省的安排下，住于高丽清州、忠州、四店、利宾等馆驿中。宋商在高丽的贸易活动，除了与高丽王室的贸易外，主要是民间进行的自由贸易。对于宋商进行的民间贸易，由于高丽并无统一固定的市场，也无抽解和征税制度，只是宋商回航时，高丽监察御史要对商船进行检视，以防止违禁物品出境。除了宋商来高丽从事贸易外，高丽商人以王室为首也经营对中国的海上贸易，主要依附于高丽使团和搭载宋商船进行贸易，其贸易品主要是银、铜器、螺钿器、苎布、绸缎、人参、麝香、松子、药材以及香油、草席、折扇、松烟墨、狼尾笔、高丽纸、漆器等，以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织品和药物、香料、书籍、佛教用具、玉器、木器、文具等各种物品。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交流，也承载着人文和精神文化之交流。随着宋丽海上航路之开拓，两国海民相互形成了共同的宗教海神信仰，成为此一时期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涵，主要体现为宋丽两国都存在着祭祀东海龙王和观音崇拜等信仰。
据徐兢《高丽图经》记载，宋使团抵达定海县，即“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场欲总持院七昼夜，仍降御香，宣祝于显仁助顺渊圣广德王祠。神物出现，壮如蜥蜴，实东海龙君也”（《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而高丽亦有祭祀东海龙王之信仰，徐兢等抵达高丽群山岛时，见“近西小山上，有五龙祠、资福寺”（《高丽图经》卷三十六《海道三》），抵蛤窟抛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众。山之脊有龙祠，舟人往返必祀之”（《高丽图经》卷三十九《海道六》）。蛤窟，即急水门西之甲串，其地位于江华岛北，今属龙津郡，盖其祭祀龙王之所在也。龙王主风雨、海上有波涛之险，故祭祀东海龙王以保佑航海之安全。又，徐兢使团由普陀山出海前，亦举行了盛大的祈祷观音菩萨的仪式，“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风劲甚。使者率三节人以小舟登岸入梅岑。旧云：梅子真棲隐之地。有履迹瓢痕在石桥上。其深麓中有萧梁所建宝陀院，殿有灵感观音……旧制，使者于此请祷。是夜，僧徒焚诵歌呗甚严，而三节官吏兵卒，莫不虔恪作礼”（《高丽图经》卷三十四《海道一》）。
故航海前，宋官民必拜祭观音菩萨以护佑其航海安全。而海上拜祭观音，亦是高丽海民之信仰。徐兢记载宋丽航路之菩萨占，即是高丽人海上命名之岛屿，谓“是日午后，过菩萨占 。丽人谓其上曾有显异，因以名之”（《高丽图经》卷三十六《海道三》）。
可见，宋丽两国通过官民航海往来，形成了祭祀东海龙王和观音菩萨崇拜等共同的海上信仰，也成为宋丽两国海上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徐兢《高丽图经》有关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是研究宋代历史上与高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极其珍贵的史料，明州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明州作为对东亚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也体现了宋丽两国海洋贸易与海洋文化交流的繁盛。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