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确，总的来看，殷人尚鬼，而周人偏于敬天而重人，二代确有明显差异。但在西周易代之初，殷周在思想观念上仍有一定连续性，这一点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中有详细的论述，并指出周初时人并不像后世所想象的那样文明和理智，而是在易代之际延续了殷商系列神鬼观念。然而，任何事物或理念从发生、发展到最后走向消亡都是适应时代需要的结果，根源于迷信的宗教观念亦同。《诗经》中出现的理性精神便是对殷商以来宗教权威的一个考验，这期间，西周厉幽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从《诗经》“二雅”部分诗篇所代表的西周厉幽时代来看，宗教权威一直在走向衰落。
以天威失坠为中心的宗教精神衰落
中国古代并不缺乏宗教意识，从殷墟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出，殷文化就是一种宗教文化，殷商时人处处问神，事事占卜就是这种宗教信仰的产物。《礼记·表记》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可以看出，在商代宗教祭祀的地位超过了君臣朝会礼仪的地位。然而，在西周早期，虽然文学创作中仍然有体现对上天虔诚与敬畏的篇章，如“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但是总体而言，周革殷命之后，理性精神开始抬头，周人逐渐将殷商浓厚的宗教迷信妥加改造以便利统治者达成政治目的。譬如在《大诰》中用占卜来做战前动员讨伐叛乱，《洛诰》里用占卜来选择都城以迁殷遗民。与此同时，周代长时间的安定给人们思考自身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再加之社会的变迁，使得原始的宗教迷信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开始自觉探寻新的生活理论支撑。《板》《荡》《桑柔》等诗歌已经开始怀疑天的权威，如“上帝板板，下民卒瘅”；“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任用佞臣荣夷公，压制民众舆论，腐败暴虐至极。王与国人的两相背反，破坏了人们对天命神权的信仰，虽然“国莫敢出言”，却也导致了“诸侯不享，王流于彘”，这一时期是天之权威失坠的开始。至幽王时代，朝纲废弛，社会动荡，天灾人祸并至，“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更是加速了王朝的崩溃。《国语·周语上》所记“王立戏”，即是以天子的力量破坏由宗法制度而来的立嫡立长制度的事件，这对封建秩序的破坏性巨大。其结果是，象征天子的天威随周室的衰微而逐渐降低，自周初所继承的宗教观念可以说是逐渐衰落了。这时产生了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弊的怨刺诗，反映在《小雅》与《大雅》后期诗作里的“天”，几乎可以说是权威扫地。《大雅》中有《瞻卬》篇慨叹苍天无情，不佑民生，《召旻》则更为急切地悲呼老天无情降灾。《小雅》诗如《节南山》怨天不眷顾人世，《十月之交》更谓天命不道，使人不能安稳度日。这些表达从不同角度叙写了西周厉幽时代民不聊生的现实，描绘出社会动乱背景下的苦难众生相，讽刺意味浓厚。由于社会的长期动荡，统治者的腐败失德，人民对上天的信仰也开始产生动摇，原始宗教精神摇摇欲坠。
祖先崇拜精神加强
宗教总要臆想出一个关于人生行为的监督者，当上帝或鬼神的地位下降时，就需要一个新的主体来实行对人世的监督。《诗经》时代宗教精神中的天威逐渐失坠，但有关祖先崇拜祭祀的地位却日益凸显，成为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西周社会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其中的“亲亲”观念作为维系宗族社会的精神纽带，需要祖先崇拜来增强凝聚力和认同感。可以说，周时祖先崇拜精神的增强是天威失坠的必然结果。《诗经·楚茨》翔实地叙述了先民们积极准备祭祀的全过程，以及祭祀之后家族欢聚的场面，烘托出一种隆重庄严的气氛：“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钟鼓送尸，神保聿归。”
周人对祖先神灵的信任与敬畏，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殷商时期的祖宗祭祀。首先，在选择祭祀的祖先对象方面，周代对祖先祭祀时的亲疏关系较为关注。正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述，殷人几乎无所不祭，“商人继统之法不合尊尊之义，其祭法又无远迩尊卑之分，则於亲亲、尊尊二义，皆无当也”，而周人重视“亲亲尊尊”，祭祀当然有所选择，“然周之制度，亦有用亲亲之统者，则祭法是已”。周人之祭法，有四庙（大王、王季、文王、武王）、七庙（后加以后稷、文武二王）之说，从中可以看出，周人对祖先神灵的祭祀有别于殷商时期祖宗祭祀的态度之处，即在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这与周代等级制度有关。其次，周代祭祀中的崇德风气也与殷商时期的浓厚宗教气氛有所不同。王国维认为，殷周变革之重心就在于周有德的观念，即“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例如，从《生民》称道后稷赐福护佑后人的“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可以看出，周人在对祖宗的赞颂祭祀中减少了宗教意义，而更注重表达对祖先的信任与敬畏。再如，《大明》中出现了“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等语句，认为只有有德者才可承天命而统辖天下，文王就是凭德以代殷兴周的代表，所以才会有“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之说。《我将》更是将祭祀文王的仪式和向天祷告二事结合为一体，这表明天命和“文王之典”是一致的，把殷人一般性的先王先公精神都寄托在文王身上，使得文王成为宗教精神下祖先崇拜的代言人。因此，从殷周祭祀观念的变迁中可以看出，周人祖先崇拜精神得到加强，将宗教逐步引入以血缘为基础的世俗伦理关系中，这种转变正是西周人文理性精神觉醒的体现。
关注人的价值
祖先崇拜包含着对人的生命本身的敬畏，保存在《大雅》和《周颂》中的祭祀颂祖诗，大多都是以歌颂先公先王的卓越功绩和光辉创业历史为主，极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表明周人治理天下更多倚重的是人为努力。例如，《天作》揭示出从岐山圣地的建设到文王之世的经营皆是为周人后世之发展奠基，周代殷商而得天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昊天有成命》也叙述了周初三王对周王朝繁荣兴盛的奠定之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全诗共七句，只有开篇一句涉及天，这表明周人虽敬天，但更重视人力的作用。
周代的“天”不仅与人的关系贴近，还被披上了人性的外衣，尤其是“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等更为先进的“德”观念出现之后，周代的“天”也有了自己的道德意志，开始关心人世的重大安排，所以才会有《尚书·康诰》所言“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拥有自我意识的天命观念较之前代是一种巨大进步，体现了周人对自我世界有序化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除了对祖先及王室的重视，《诗经》“二雅”和《周颂》中部分作品对人民的重要性也是有所估量的。《大雅》诗歌如《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和《板》中的“上帝板板，下民卒瘅”都体现了为摆脱王朝政治危机而关注民生，进而要求解决民疾的思想，已经意识到百姓的安稳对于保持周王朝政治稳定兴盛的重要性。此外，《诗经》的其他篇章明显体现出作者对民怨的关注，如在《民劳》《召旻》《节南山》中可以看到时人对民怨产生的担忧，“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如彼岁旱，草不溃茂，如彼栖苴。我相此邦，无不溃止”；“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诗经》中这部分的细致描绘表明，通过民情可以窥探天命，反映了周人意识到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从信仰神到追求人自我努力的转变，正是西周宗教精神转变的结果。然而，这种观念仍属于较为原始的直观经验，究其看到的人民性本质，只是意识到民众的怨愤会危害政治，而不是在真正提倡民权。
中国的人文理性精神脱胎于人类精神文化最早出现的形态——原始宗教。通过《诗经》“二雅”部分的诗歌分析不难看出，西周厉幽时代宗教权威受到现实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催逼，并伴随着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天”观念的变化、祖先崇拜精神的加强以及人的价值认识的提升而逐渐衰落。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