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字与最古老的甲骨文一脉相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信息时代，汉字是展现汉语信息不可或缺的载体，而汉字规范则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汉字规范使国内现代汉语文件和书籍的印刷，特别是大中小学教材的用字有法可依，并且使中文书写的信息能够顺利走向世界，使国际中文教育顺利推行，使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可以深入交流。
《通用规范汉字表》于2013年由国务院发布，这是一个因为综合而代替了此前历次发布的汉字规范的总表，是一个发布级别高、至今仍在实施、具有规范效应的现行字表。《通用规范汉字表》从启动到发布经过了12年的研制，在当时的情况下，遇到许多来自社会、学界以及源自汉字本身的困难，字表也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逐渐形成与完善。
《通用规范汉字表》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五”规划的重大项目，先后被列入教育部2003年度和2006年度工作要点。12年的研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张书岩教授牵头，我被列入咨询专家名单。2004年进入第二阶段，我担任专家工作组组长直接进入项目研制，任务是拟定具体的字表草案。2006年6月草案第一稿完成，在领导小组下成立《规范汉字表（送审稿）》专家委员会，我辅助委员会主任曹先擢教授任副主任，同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直属委员会的研制组，由我担任组长。一直到字表发布，我都在研制的第一线。不过，这项工作远非十几人甚至几十人能够完成。粗略统计，海内外专家学者和专业研究生3000多人次参与了各阶段的多项工作。我们至今保存了90多次字表修改的47个完稿，80多次大型学术会、专题研讨会、征求意见会、鉴定会、审议会等各种会议的邀请函和会议记录，以及大量的意见、建议书信的电子版。
对于在第一线工作的参与者而言，我们面临着两方面的考验，也在这两方面有所收获。
第一个方面是，这考验了汉语汉字有关学科及有关研究人员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研制规范汉字表不是一个属于某个人或集体、由自己申报、有属于个人使用经费的项目。在这12年里，我们是在教学科研的业余时间来参与工作的。当时的情况是，由于一段时期内语言文字社会教育的缺失，社会各界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非常不足，很多相关常识未能在语言生活中普及，加之互联网发展异常迅速，网上舆情纷乱、众说纷纭，对简繁字问题的认识、对汉字性质和构形规律的认识、对规范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对人机对话的认识，都存在很多糊涂的看法和认识的分歧。汉字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汉字规范不仅要在学界，还必须在各行各业广泛征求意见。面对信息时代瞬间到来、思想落后于形势的情况，我们不得不研制与宣传并行，修改与说服同步。
2007年，关于44个字形的修改遇到了很大波折，我们只能放下字表的研制工作，配合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网，面向广大群众一次次讲解汉字因位移而产生笔形变体的合理性。2010年，在完善三级字表时，人名用字是社会用字还是个人专利、规范人名用字会不会侵犯姓名权等问题，也使我们遇到不小的波折。两篇关于姓名用字规范必要性的长文在《中国教育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并被多方转载后，才使多数人接受了姓名用字也是社会用字，也需要规范的理念。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即将发布征求意见时，有人联名提出“恢复繁体字”的提案，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表外字不类推的正确主张，开始时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种种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和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采取高度负责的态度，耐心讲解，和各行各业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回避问题，利用网络媒体，面对提出的问题正面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同时，我们也到学校发动中小学名师和青年硕博士展开对舆论的引导。尽管过程艰辛，但最终的结果是让字表的学理性尽量完满，同时又使字表的社会性得到体现。
我们的体会是，实施国家语言文字规范，需要做到科学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科学性是保证，只有合乎事理和逻辑的答案才能够说服群众；而社会性是底线，只有提高群众的认识，政策才能完满推行，时机不成熟，有些合理的建议也必须暂时放弃。2005年，香港语言学学会和几位资深专家，提出将少部分一对多、极易引起误解的简化字进行一些合理的变动，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将这批字划定在14个字的范围内，后来减少到7个字。这个建议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也很有分寸，对简化字系统的进一步优化也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当时简繁字问题还存在很多争议，即使是稍有改动，也担心引起较多思想混乱。领导小组认为，经过多年的施行，汉字简化的确存在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需要适当调整。但牵涉基础教育，也要考虑大众已经形成的用字习惯。暂时不对已经简化的字形进行改动，待时机成熟，经过全面细致研究后再统一处理会更好一些。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恰当的。我们在处理多个问题、协调诸多意见的过程中，提高了面对社会问题服务国家的意识和能力。
那些年，基于我们对汉字系统性的认识，字表的查证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每一个改稿都需要重新统计数据、通观全局。为此，研制组5位老师还带着一部分学生时常为了赶任务熬夜到一两点，多次因为楼门上锁被关在办公室里，很多双休日都在会议中或调研途中度过，既无报酬又不算绩效，但是从来没有人抱怨和怠工。回想起来，12年来还有一些无形的改变是在字表发布后才逐渐体会到的。比如，现在有些文章滋长着假装高深、故弄玄虚、堆砌辞藻、不知所云的文风。在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时我们不会犯这种毛病，总要针对实际问题说服群众，拟文和讲话都尽量做到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在材料不足、论据不够的情况下，或对于自己还没有弄懂的问题，从不轻率发言。有时和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聊起来，这些凝聚在精神中无形的改变究竟是什么？大家觉得，可以叫作“人民性”——胸怀人民，追求与广大群众利益的一致和思想的相通。
第二个方面是，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考验了我们整个团队的专业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实现了传统文字学的现代转型。这次汉字规范项目面对着诸多非常复杂、相互矛盾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已有规范适应不同时期的要求进行局部修改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也是在汉字手写和铅印时代无法回避的问题。这里只举一个字形和字际关系的例子。
《通用规范汉字表》要将已有的字表统一在一个总表上。在一些人看来，这只要做一个加法、合并一下就行了。开始时我们也认为这件事很简单，但是一接触具体问题才知道，已有规范存在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有三种同样被称为规范的材料，存在着相互交叉、情况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一，异体字问题。汉字规范要采用最优化的字形，在职能上完全相等的异体字是需要撤裁的。195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包含810组异体字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一异表），明确规定要把已定为异体的一批字撤销，不再使用。但是，一异表所收的异体字，定义是不明确的，其中含有局部的非严格异体字、分化字、同音借用字甚至错讹字。其二，新旧字形问题。所谓新字形，指的是基于1965年发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和1988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作为标准规范的新式汉字的印刷体字形。1956年以前所用的其他字形，也就被称为旧字形了。这项工作的本意是使规范落实到每个书写的微观字形上，在当时自然是必要的。但是，有些辞书中整理出的《新旧字形对照表》比较纷杂，不但各行其是，而且没有认同标准，列入对照的旧字形，有不少是异体字甚至通用字。其三，已经公布的简化字中，为了减少字数，采用了不止一组的字用合并，因此简化字和繁体字之间，便出现了一对多的不规则对应现象。这三种不同时期、不同任务下对字际关系的处理，有诸多不一致。在这些字表分列的时候，虽然已经产生了不少问题，但各说各的理，尚可自圆其说。现在要把这些不同时期的成果合在一起，矛盾就变得错综复杂、难分难解，解决这些问题是有相当难度的。这就迫使我们必须构建一整套科学的、合乎逻辑的字际关系的定称和定义，用科学的汉字学将矛盾化解。
我们的处理方法是，把汉字认同的层次分析为“字样—字位—字种”三个层次，以“字位”为字表的认同单位，不再含糊其词地笼统说“一个字”。同时，采用了“严格异体字”的概念，分清了简化字与异体字的区别，排除了并非严格异体字的“局域异体字”和“同音借用字”。理论的作用在于既能证实又可祛妄，操作概念确立后，认同和别异有了明确的标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交叉纠缠、分辨不清。
传统汉字学将表意汉字的属性定为“形”“音”“义”三个方面，也称“汉字三要素”。到了信息时代，三要素真能将每个汉字独立定性吗？有了简繁字两个系统，还要做到自动转换，三要素就不够用了。例如，同样是“干”，在简化字系统里，它有“干犯”“干净”“树干”“躯干”四方面的基本意义，但在繁体字系统里，它的基本义只有“干犯”一项。所以，在使用职能上不相等、两种系统并存的情况下，汉字的属性还要加一个“用”。汉字进入计算机系统以后，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字的字形，但在计算机系统里，它具有内码而用交换码才能输出。于是，汉字又多了一个属性，那就是“码”。在国际编码存在将近200组重字的情况下，定下一个规范字，还必须列出它的内码。将汉字属性定为“形、音、义、用、码”五种，这是借助汉字载体实现人工智能的先决条件。
信息时代，汉字研究停留在手写汉字以及印刷汉字上已经落后。在《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中，我们遇到的问题远远不止上面这两项。实践推动了汉字科学的现代转型，考验了我们的求是精神与创建理论的能力。规则和理论不仅使多种矛盾在合理逻辑的制约下得以化解，还使简繁字之间的文化认同关系得到承认。2013年字表发布后，我们召开了三次有中国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的汉字学学术会议，大家的认识趋于统一，文化认同的理念逐渐替代了文化差异论——简繁字的不同仅仅是微观用字选择的不同，它们都是中华文化古老汉字的传承，并没有出现两种不同的文字。通过这次《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的实践，在汉字学的建设上，沟通了古今，丰富了内涵，解决了现实问题，使传统汉字学经受了信息时代的考验，迈出了新的一步。
过了10年，再来回顾我们的工作，还是有很多遗留问题由于当时时机不成熟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在信息科学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规范的制定总是滞后于形势的发展。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基础要比2013年以前分立的规范有了很大进步，现在的时机也比2013年时更加成熟。语言文字规范问题在信息时代需要时时关注，它与信息技术密不可分，又必须走在技术发展的前面。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石，现代文化建设要求对它的研究具有敏锐性，能够及时地转型，大胆而合理地创新。在纪念《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10周年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汉字规范不断更新、积极推进，更希望看到文化素养、专业素养都优秀的新一代人才不断涌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