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码转换是社会发展的语言镜像,包括不同国家间的语码转换和同一国家内部通用语码和地方语码的转换。说话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会随时间、地点、人物的改变而进行不同的语码选择。甘柏兹(John Gumperz)把语码分为“我码”(we-code)和“他码”(they-code)。在当代中国,个体对“我码”和“他码”的不同选择,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呈现了多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反映了中国话语体系的嬗变与重构,映射出当代中国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语码转换映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行政区域依据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划分,此种划分方式对个体语码选择产生直接影响。过去,在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交流匮乏、教育滞后的地区,个体接触“他码”的机会较少,语码转换现象较为少见。而今,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语码转换逐渐受到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语言载体,语码转换现象广泛存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在工作领域、教育领域以及网络空间等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在工作领域,城乡与区域间不同语码加速沟通,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语码使用频率逐步增加,语码选择逐渐从“我码”转向“他码”,普通话语码成为个体在工作场合进行语言交流的首选语码。这种语码的选择与碰撞,映射出经济发展促进区域间的沟通互动。
在教育领域,教育语码选择的代际差异凸显了教育现代化对语言的影响。现代化教学设备、教育平台以及教学过程多以汉语语码为依托,这意味着新一代人为了满足学习交流的需求,会增加汉语语码使用频率,降低地方语码使用频率。这与受教育程度较低、频繁使用地方单一语码进行交际的上一代人,形成了语码选择的代际差异。
在科技领域,科技现代化对网络语码内容与形式的影响前所未有。网络的技术性与多样性特征,可以使语码转换突破传统交际方式的时空局限,转换形式精彩纷呈,出现的新词语往往也会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比如,“囧”字的走红就是图片与语码转换的产物。并且,流媒体的盛行也发挥了语码的情感功能。比如,美食主播说“好吃的东西海了去了”,就是用天津地方语码展现出说话者直爽幽默的性格特征。此外,网络交际也开发了阿拉伯数字与英文字母的特殊指代功能。比如,“老铁666”“YYDS”(永远的神)等语码选择案例,充分体现了现代科技对网络语码提升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助推作用。
语码转换映射多民族文化融合
少数民族群体对汉语语码的选择,体现了以汉语语码为主导、多民族语码并存的现有语码生态。如今,汉语普通话在城市社区的主导地位不断增强,成为各民族在语言沟通和交流中的首要选项,传统的少数民族语码的使用频次逐渐降低。这一方面加速了人们的语言习得与语码转换,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团结,培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值得关注的是,运用少数民族语言的群体在学习汉语语码的同时,也存在自由选择民族语码的现象。根据张允的研究发现,新疆地区新一代民众多会选择新疆普通话语码,老一代民众也会保留原有语码,使两种语码并存。针对这种现象,王瑾用语码转换的经验功能理论予以阐释,他认为把一种新语码运用于另一种原有语码中,意味着将一个新的经验次序嵌入到原有经验次序中,随着新语码选择频次增加,新、旧两种语码会在同一语言社区内出现自然和谐共生而非互相排斥的现象。比如,广西人喜欢说,“你的画画天赋非常gǐng(表示厉害)”,就是以语义为中介,打破了语码间的壁垒,发挥了壮族语码在普通话语码中的经验功能。语码转换的经验功能,有利于加强民族语码间的联结,增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融合。
除了传统的生活交际以外,语码的其他承载形式也推动了少数民族语码与汉语普通话语码的有效融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中国风”歌曲的流行,使得彝族、苗族等民族语码与汉族语码以新的方式实现有机融合;货币、身份证上多种语码并存;电视台和报刊也专门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版块,以满足各民族人民自由交流的需求。这些都是多民族语码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
语码转换映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
“去中心化”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形态,该形态由多个节点组成,任何节点都有可能成为中心。刘康认为,在该形态下,交流主体间相互影响,呈现开放平等的结构关系。国际话语建构通常以“去中心化”形态为主。由于话语权受综合国力影响,在经过国际竞争的新一轮博弈后,又会进入“再中心化”,形成“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动态变化。语码选择作为彰显话语权的手段和标志,在建立平等的国家对话平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尊重并积极学习他国语码,致力于构建平等话语平台。与此同时,在外交中从他国语码到本国语码的转换,也在无形中推动话语权建构的“再中心化”,中国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得以构建。
斯科顿(Myers Scotton)认为,语码代表着一组组权利和义务集,而语码转换是建立新的权利义务集的标志。语码转换作为一种会话策略,可以构筑、维系或改变与权势和责任相连的人际关系,重新明确一种更适合交谈性质的交际场景。其中,有标记的语码选择,可以根据不同语境调整身份与交际环境,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外交人员在国际交流中的语码选择,就是一种有标志的处理,在推动国际交流平等和谐的同时,也在维护中国话语权,逐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比如,当我国外交官在谈论非原则性的问题时,使用的语码可以在汉语语码和目的语国家语码中来回切换,以顺应交际环境,树立友善合作的良好形象,维护语码社区间的团结。但在维护自身权利、发表政治声明或外交宣言时,外交官或媒体则会进行有标记的语码选择,即选择汉语语码来引起交际双方的重视,以体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维护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积极应对语码转换映射出的问题
语码转换映射了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民族文化融合和话语体系建设。但与此同时,语码转换也映射出一些亟待关注、改进与解决的问题。
一是现代化背景下汉语语码纯洁性受到冲击。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创新蒸蒸日上,语码在选择与转换中难免产生母语语码的磨蚀现象。周明强指出,许多网络用语中存在不恰当的旧词新用现象,这让许多教师担忧孩子受网络科技的负面影响,而导致作文里的错字病句屡见不鲜。对此,高考语文考试中开始规定学生不得运用网络语码写作文。可见,网络流行语码确实对传统的语码、文字等带来了冲击。有些专家学者甚至惊呼,网络流行语码已严重影响到“汉语语码的纯洁性”。尽管网络用语利弊并存,但我们要正视其存在的时代性和客观性,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能一味拦截,而应进行积极的引导与健康的示范,将网络语码纳入语言学研究范畴,规范网络语码的发展。
二是话语体系重构背景下话语权的平衡面临挑战。当今社会多语并存,话语权争夺激烈,过度的“去中心化”或“再中心化”都会导致交际双方话语地位失衡,破坏语码转换的交际功能。因此,在语码转换中要遵循一定原则,不能为了选择而选择,而是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比如,在跨文化交际中,语码选择不能一味奉行“拿来主义”只选择“他码”,也不可操之过急只钟情于“我码”,而是应有意识地在“我码”与“他码”的融合使用中,循序渐进地扩大“我码”的选择频次。运用汉语语码的经验功能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增加国人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赋予中国外交与西方国家外交语码截然不同的底色和特征。不能因全球化意识而刻意弱化本土化意识,要在为民族复兴营造健康和谐的国家和地区环境的同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多措并举,灵活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总之,语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各民族融释贯通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社会交流的有效沟通工具。语码转换映射了当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多民族文化融合以及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和沧桑巨变,展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彰显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浓郁特色,见证了中国话语权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划时代变迁。语码转换镜像中的当代中国,活力澎湃、昂扬奋进、色彩斑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语码转换加工机制的双语能力提升路径研究”(21BYY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