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句法研究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边借鉴国际前沿的各种理论方法，一边也在不断探索自身的结构和使用规律。其实早在创立初期，汉语语法研究体系就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语言学说的印记。不管是以文言语法为对象的《马氏文通》（马建忠，1898），还是以现代汉语为对象的《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都得到过欧洲学者对拉丁语、英语等成说的重要启发。同时，这些早期语法著作因其对西方成说的机械模仿也受到批评。人们一度对汉语研究如何合理地借鉴国际语言学说产生困惑。

　　借鉴西方主流语言学理论

　　20世纪中叶以后，欧美语言学界两股重要力量迅速生长，占据了国际语言学的主导地位。乔姆斯基开创的生成语法（也被称作形式句法），以其对人类语言共性的追求吸引了学界的广泛注意。乔姆斯基认为，人类语言的语法系统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都大致相同。他的语法理论以具体语言为出发点，探索语言的普遍规律，目标是弄清楚人的认知系统、思维规律和语言的本质属性。该学说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到80年代“管辖与约束理论”时期达到高峰，目前仍以形成于90年代的“最简方案”产生的影响力统治着西方语言学界。与此观念相对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壮大起来的功能—认知语言学派。这一派学者不赞成乔姆斯基关于语言能力先天性的假说，认为语法结构是在社会交际力量的促动下形成和发展的。两派学说在对语法性质的认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形成明显的对立，但都以追求跨语言的人类认知共性为追求，让世界上形态各异的语言研究都可以在这些理论框架内获得极大的工作空间。语法研究成为语言学领域里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的门类。

　　汉语语法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形式句法的理论影响。吕叔湘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对这个学说（当时译为“转换生成语法”）的哲学背景、理论主张、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深刻研讨，并部分采用了该学说解释汉语现象。余霭芹所著《现代汉语句法结构》是较早全面使用生成语法方法描写汉语句法结构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徐烈炯和海外学者黄正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展开了汉语的形式句法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上形式句法学者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比如，反身代词的照应问题，与空语类有关的若干句法现象，包括话题句的句法过程、小句的空主语、动词是否有定式与不定式之分别的问题等。

　　功能语法的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汉语研究的。以廖秋忠、陈平等为代表的归国学者，系统开展了汉语名词的指称性、省略性、话题结构和信息结构等专题的研究。认知语法引入汉语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沈家煊对实词的有界性和张敏对句法象似性的研究导夫先路，引发了汉语语法中关于范畴化、原型性、认知域以及隐喻和转喻等方面的研究。

　　总的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西方语言学最重要的两大流派——形式句法和功能—认知语法，对汉语研究产生了空前影响，催生了很多新的课题和新的发现。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形成了汉语语法研究中“形式派”和“功能—认知派”两个学术阵营；二是都以追随国外潮流为主，都以汉语的相关事实参与国际共同关注的热点研究；三是两大学派之间少有对话。由此可见，汉语语法研究如何把关注点放在汉语自身本质特点的研究上，如何超越学派的对立、实现从形式和功能不同侧面全面深入解释汉语事实，是推进汉语语法研究的关键。世纪之交，汉语语法研究的总体局面有了改观，研究者更加主动地注重从汉语实际出发设置选题，从问题出发选择方法，在研究中表现出更为成熟的思想性和科学性。

　　比较形式派和功能派研究方法

　　形式学派与功能学派的直接对话意义重大，但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并不多。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两个学派各自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发展历程，全面掌握任何一个学说已很不容易，两方面兼通更有难度；另一方面，一段时期内有些学者对国外语言学理论带着几分膜拜，并没有立足于理性的语言学立场，看清不同学说各自的哲学背景和方法论来源。近20年来，汉语研究越来越成熟，对汉语事实的深度思考和对研究方法的哲学思考都有了一定的积累，使系统地进行两大学派之间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回顾起来，早在出版于1999年的《不对称和标记论》一书中，沈家煊就有了明确的对话意识。形式句法学者黄正德于1984年提出了汉语主宾语句法提取不对称问题（后来学界俗称为“嫁娶难题”）。徐烈炯于1995年指出，从句法约束角度看汉语，并不存在主语和宾语的不对称。作为形式派学者，他已经注意到了语境的制约。沈家煊的著作则拓宽了视野，把句法概念“主语、宾语”与语义概念“施事、受事”以及语用概念“话题、非话题”联系起来，指出单用语义或语用概念的不对称来说明句法的不对称都有问题，只有把语义和语用因素都结合进来才能全面解决问题。这一研究是功能语法立场的，却能直面形式句法的难题，实现了两种学说的正面对话，并得出了新的结论。

　　与此情况相似的研究还有不少。比如，对形式学派关心的反身代词“自己”的照应问题，陈平从功能派视角作出了解释，依据的是话语中“自己”与主语和宾语有不同的回指倾向，而这一规律与话题性强弱有关；张敏在“话题化”结构的研究中，针对生成句法“邻接条件”生效与否的种种难题，用认知语法的“焦点激活”予以解释；张伯江在汉语限定词问题的研究中，评论了生成句法限定词理论在汉语中的运用问题，用汉语句法结构的主观性特点对句法制约的所谓“例外”给出一致的解释；等等。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形式学派热议的话题，从他们难以解决的困境入手，力图运用功能认知方法加以解决，以展示功能—认知方法在句法方面的解释力。尽管这些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深化了对具体句法问题的认识，但总的来说还是围绕西方学者基于印欧语言事实提出的一些重要论题，对其提供跨语言比较的支持。迄今，真正从汉语实际出发，以解决汉语根本问题为目的，合理结合两大学派方法精髓的研究还不多见。

　　探索自成特色的研究方法

　　21世纪以来，汉语学者的本土意识、母语意识和理论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通过充分总结数十年研究成果，深入思考汉语言的文化特征，得出了有关汉语句法本质属性的一系列重要观察。同时，在这20余年中，学界充分吸收国际语言学两大学派理论方法的经验，以更通达的语言共性观去思考汉语和世界上众多不同类型语言的共性和差异，探索出了一些自成特色的研究方法。

　　一是糅合句法。这一方法针对汉语研究史上几个有悖句法常规的经典难题，认识到用形式句法移位方案解决问题的局限，吸收了认知语法整合方法的长处，立足于汉语句法总体特点，总结出一种既符合汉语母语者的自然语感又具有简便可操作性的方法。

　　二是并置句法观。这是对两大学派共同认可的句法“主从观”的大胆突破。我们在汉语同位同指组合的研究中，在讨论限定词解释的困境时，发现汉语这类组合中普遍存在着递相阐释的特点，看到汉语“话题—说明”关系的普遍性。沈家煊则积数十年深入思考的经验，认识到汉语古往今来的深刻本质是以“对言”构句，汉语的句法关系是“以对为本”、首要表现为并置关系，主从关系可以从并置关系推导出来。这种认识呼应了汉语的文化传统，同时覆盖了形式句法的论元关系和从属关系，也吸收了功能—认知语法的信息结构观和构式整体性观，标志着汉语学者语法学术思想的进一步成熟。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由于国际语言学理论中形式句法和功能—认知语法的兴起与发展，语言学已经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居于研究方法上的领先地位。这半个多世纪也是中国语言学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汉语语法研究在努力同步吸收国外前沿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汉语的本质特点，把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与汉语文化精神和学术传统合理结合，显示了理智的比较与取舍态度。这种态度和做法，不仅对进一步深化汉语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是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面鲜明旗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句式分析的形式方法与功能方法比较研究”（21BYY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