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外语、使用外语离不开研究外语。如何做好外语研究，一直是我们外语学人思考的问题。为了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我们从没有停止探索外语学人的使命。立足新时代，我们需要发扬外语研究优良传统，引介与创新并重，提升研究的原创性，与国外学者展开平等对话；立足中国实践，关注本土问题，彰显中国学者开展外语研究的主体性。一份优秀答卷必须展示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

　　无缝对接国家重大需求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外语教育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语研究者也在主动承担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服务国家需求。很多学者撰文探讨外语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呼吁加强相关语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推动语言规划与语言服务事业发展。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大国外交时代的到来，我们外语学人一直在研究与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于国际化人才的要求，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和传播能力，助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值得一提的是，课程思政也是当前外语教育研究的重点课题。外语学界正在积极研讨如何在专业教学中更有效地融入思政教育、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

　　发扬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优良传统，重视解决本土课题，尝试建构本土化理论。外语学界的前辈学者在国外理论的引介、应用和创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培养了大批新一代的外语学人，形成并发扬了优良的学风。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发轫于海外的语言学流派进入中国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相关的语言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汉语和外语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学成归国，介绍并推广了构式语法、认知语法等西方语言学理论，并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如果说在早期的引介阶段，对汉语和外语事实的运用多是为了阐释和验证西方的语言学理论，那么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外语学人开始更多地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出发，充分发挥外语学科的优势，展开中外语言在句法、语义、语用等层面的比较，对已有的语言学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和质疑，进而提出本土化的原创性理论，提升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与国外的语言学理论相互切磋、平等对话。对此，外语学界应该有充分的学术自信。以中国的外语教育问题为例，外语学人已经在外语教学、外语测试、外语加工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外语学人在充分调研中国外语教学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续促学”“产出导向法”等基于中国实践、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并且将研究成果系统运用于教学实践，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充分展示了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性。此外，外语学界也一直在关注中小学的外语教育问题。越来越多的外语学人投入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学的研究与实践，在新课标研发、核心素养培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外语学界完全有能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体系，并为国际外语教学贡献中国方案。

　　以新文科建设为指导，固本创新，进一步突出跨学科研究，建构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外语学科注重夯实基础研究，推动学科交叉。语言学研究逐渐超越了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等传统语言学领域的划分，突出界面研究的优势，提升理论的解释力，深化对于语言本质的认识。外语学界聚焦具体的理论（如形式语言学的制图理论、认知语言学的构式理论）举办专门的研讨会议，对流行的语言学理论展开探索和反思。同时，外语学界也很注重理论之间的比较和交流，打破不同学派之间的隔阂，在研讨中邀请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理论背景的学者“同台演出”，让大家针对共同关心的问题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同时，外语学人也越来越重视与汉语学界的交流，对汉语词类、特殊句式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探讨。外语类学术期刊上刊载汉语研究的论文已成为常态，学术会议上也经常邀请沈家煊先生、陆俭明先生等汉语研究大家作大会发言和主题报告。由于外语院系办学的特点，语言学也在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部的外国文学、翻译学、跨文化和国别与区域研究展开跨界与整合，创新组织方式，形成交叉学科，探索新的研究方向，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同时，语言学与心理学、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也一直在交叉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外语学者非常重视研究方法的更新，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引介相关的研究方法，使得外语研究更符合通行的研究范式。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研究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外语研究需要更有意识地融通各种工具和资源，坚持外语学科的开放性，创新研究方法，对接技术发展，开拓学术前沿。

　　外语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在新时代，外语学人更有必要、有义务积极推动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外语学者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发出了越来越响亮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担任国际期刊专栏主编，在国外学术出版机构出版专著和论文集。外语学人成果的显示度也越来越高，如刘海涛教授连续多年被爱思唯尔评为“中国高被引学者”。国内学者也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机构创办国际期刊，担任重要国际期刊的主编或编委。《中国应用语言学》《东亚语用学》《亚太二语与外语教育学刊》《认知语言学研究》《中国符号学研究》《语言与符号学研究》等国内学者主编或参与主编的英文期刊陆续进入各类数据库检索，在国际学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和主题报告的中国学者讲述越来越动听的“中国故事”，与国外学者“同场竞技”，极大提升了本土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外语界在“走出去”的同时也在“引进来”，国内大学主办和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已成常态。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受聘于国内大学，加入研究团队，围绕中国本土问题展开合作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外语学者也开始进入国际语言学专门协会的管理层，代表国内学界发声，向全世界推介中国的学术研究，建立高质量的学术共同体。

　　外语学科的研究者特别注重、善于总结和反思，不会盲从潮流。新的理论或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引介和实践，都会有冷静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对于新成果也会有更加客观、全面的评价。外语学术期刊上也经常会刊载总结性、反思性论文，对于研究成果原创性、研究团队组建、研究范式国际化等方面都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这些总结与反思推动外语研究不断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1年度省部级重大项目“我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现状及创新研究”（ZDA145-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