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和“突出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重要举措。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颠覆性创新及其成果的应用呈现指数级的加速态势。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企业被赋予牵引、整合颠覆性创新的使命。颠覆性创新不仅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途径，也是重塑产业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1995年，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其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中，首次提出了“颠覆性创新”概念，阐明了它是一种另辟蹊径、会对已有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创新范式。对于颠覆性创新中“新”的判断，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标准：一是创造全新的用户价值；二是突破现有技术轨道，创造全新的市场和价值体系；三是初始阶段无法满足主流客户需求，但经过不断技术变革后，后发企业将取代或逐渐取代先发企业。尽管颠覆性创新的理论体系日臻丰富，但对我国企业来说，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颠覆性创新范式的认知障碍、实施路径不清等问题，亟待掌握推动和管理这类创新的密码。同时，在实践中，我国企业还存在创新意识不强、研发投入不够、高端人才不足等问题，企业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不突出。例如，根据欧盟发布的2020年2500家企业研发支出数据，中国企业平均研发投入额度只有美国的54%、德国的34%、日本的62%、欧盟的51%。

　　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常态化涌现，与其具备或整合基础研究的能力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尽管基础研究只占企业研发活动较小的一部分，但向来以创新闻名的行业领先企业，都是依靠此类研究而有了未来。目前，美国约有15000家企业研究院，累计雇佣75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后发经济体，我国应加强企业原创性技术积累，努力解决“卡脖子”的核心技术缺失问题。在“低垂的果子”逐渐被摘完后，亟须夯实基础研究能力，推动企业的转型发展。

　　首先，提升企业对颠覆性创新的重视程度。大力弘扬和培育新时代企业家创新精神，着力提升企业对颠覆性创新的重视程度，积极引导企业加大颠覆性创新的研发投入，把钱花在刀刃上。推动企业提高创新嗅觉和洞察能力，把握消费需求和产业的技术走势。积极发挥龙头企业的创新策源功能和枢纽功能，支持建立以企业为核心、有明确市场目标的创新联合体，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企业探索构建动态、灵活的颠覆性创新生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的治理能力，实行更广范围的价值共创。

　　其次，加强企业的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积极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保护前沿性创新研究免受组织惯性和技术惯性的影响，奋力创造出令人瞩目的发明艺术。要探索“企业出题、政府立题、协同解题”的科技攻关模式，尽早消除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高颠覆性创新成果转化的运作水平。

　　再次，整合多元化的颠覆性创新赋能工具。新形势下，我国企业要积极研判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驱动作用。要加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完善数字化创新体系建设。借鉴一流标杆企业的成功之道，打造新颖独特的数字化平台架构，以平台为纽带整合全球伙伴开展合作创新。

　　最后，营造开放自由、容忍失败的创新氛围。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宣传，积极营造敢于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厚植居安思危和勇于创新的企业文化，扬弃依赖延续性创新的惯性思维，积极部署颠覆性创新产品和技术。建立适配于颠覆性创新的评价考核体系，完善科研成果收益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努力创造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的颠覆性创新条件和平台。支持可能产生颠覆性创新成果但分歧较大的非共识项目，建立免责机制，宽容失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组织模块化驱动的企业颠覆性创新生态系统建构与管理机制研究”（19BGL045）、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建设全球创新之都背景下进一步促进深圳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研究”（2021B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产学研合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