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21日，民国教育部发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以下简称《字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正式发布的简体字表，不过《字表》在1936年1月23日便被“停止推行”。它以“述而不作”的原则，甄选了“社会上比较通行”的简体字，从而虽然在政府层面被“叫停”，但仍在社会应用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故而之后的学者们结合《字表》，对简体字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视角、多层次的辩证讨论。

　　从合理性谈简体字

　　由于《字表》在当时冲击了不少人对汉字形体的固有认识，因此时人首先对简体字的合理性展开了讨论。整体来看，学者们大都认可简体字，认为它是汉字发展演变的自然结果，并从多个维度进行了阐述。

　　回溯汉字发生、发展的历史，分析世界文字演变的普遍规律，揭示简体字产生的必然性。1935年12月，天津《益世报》刊发社论《简体字势在必行》，该文在考察汉字简化事实的基础上，认为教育部门依据历史的原则审订简体字可称作“正字符号化”或“符号普遍化”，是合乎时代性的。与之相似，张文正在《由汉字史观论到简体字的推行》中先梳理了汉字简易化的进程，继而认为推行简体字是非常符合趋势的。此外，顾良杰、鲁儒林、黎正甫等在分析世界文字由繁难而简易的普遍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认为简体字符合文字发展的自然趋势。

　　将该时期不同简体字表进行类比，阐明简体字存在的科学性。张定华在《简体字与行政效率》中指出，自1916年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倡简体字，也有不少人整理出了简体字字集，除部颁的《字表》外，还有刘复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徐则敏的《常用简字研究》等。他还认为，《字表》的发布只是将社会上流行的简体字予以认可，让其登上“大雅之堂”。

　　从文字的功能视角出发，论证简体字行用的必要性。张定华又指出，古时文字往往是上层社会的专属，从而其简化与改革常由君主的提倡和士大夫的习用而实现。到了近世，文字为各阶层所普遍使用，但字体繁复严重影响了其社会效能，从而自底层开始简化，简体字便广为行用。1935年8月，《华北日报》刊发的《关于简体字之推行》一文也指出，文字是传递思想、获取知识的工具，要推动文明进步，就需要改良工具，而推行简体字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

　　然而，其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跳过”简体字，直接走“拼音化”道路。之光的《简体字在文字运动中的地位》指出，简体字只是写起来简便，在读音和记忆方面与繁体字一样，且无法将所有汉字都减省作两三笔，由此他认为汉字早就应该改为拼音文字。张永年在《由六书的条例推论汉字的演变》中也指出，简体字价值有限，进行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文字是“绝对必然”的趋势。何封亦持类似观点。不过，当字形的繁难度适当减弱后，其生命力便会增强。故而莎旋在《歧路上的简字》中对上述提法进行了反驳，认为该类见解“站不住脚”。

　　从实际用途看简体字

　　简体字与繁体字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笔画之多寡，相对“新生”的简体字能否替代具有久远历史的繁体字，根本上取决于简体字的实际效用。在识字教育中，简体字是否比繁体字容易学习；在社会生活中，简体字是否比繁体字能提升工作效能，这是民国时期学者针对简体字的又一讨论。

　　1935年12月，康本昌在《用简体字的好处》中指出，其时学生已经开始抄写、使用部颁的简体字，并认为简体字易书写、省时间。与之相似，该时期不少学者认为，简体字容易认写，有助于识字教育，并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

　　阐释理据，申明简体字在识字教育中的功用。徐则敏的《谈简字：简字运动的现状和关于简字种种的说明》认为，简字在适应社会需要方面有很大价值，能满足底层人士的用字需求，能解决汉字难学难记的问题，从而利于普及教育。与此相类，雷震的《简体字在识字运动上之意义》指出，识字教育应充分利用注音符号和简体字。由此，周涤钦在《小学教材与简体字》中提议，新编国语教材应尽量以简体字为标准字体。

　　分析字例，验证简体字对识字教育的价值。王怡亲的《介绍简体字》在分析“蠶”与“蚕”、“艷”与“艳”等14组例子的基础上认为，繁体字书写时不如简体字便利，并将文字过于繁难视作其时文盲多的原因之一。

　　设计实验，测算简体字在识字教育中的效能。沈有乾的《简体字价值的估计方法》计算了《字表》简体字的应用效力指数。借助实验进行考察的还有章荣、周学章、杨骏如等。杨骏如的《估定简体字学习效率的比较实验报告》认为，在认识、抄写、默写等方面，简体字都较繁体字有明显优势，采用简体字可有效减轻儿童的学习负担。

　　不过简体字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在推行之初，会出现繁、简二体过渡的情况；又如在一定范围内，简体字的构形解释度不如繁体字强。由此一些学者认为简体字对识字教育帮助有限，进而反对或不予提倡。概括来看，他们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两种。其一，认为简体字造成了“二重识字”的问题。懋炎的《论简体字》指出，简体字在减少书写繁难方面效果有限，且会造成“两重生字”的问题。《对于教育部推行简体字表之意见》亦持类似观点。其二，认为简体字系统性差，不便记忆。之光的《简体字在文字运动中的地位》指出，简体字的正面效应是便利了书写，其反面效应则是破坏了汉字的体系性。靖尘在《论教育部推行简体字》中也认为，认识简体字常常导致学会此字而忘记彼字。

　　由于简体字总体上易识易学，《字表》发布后，社会上一些部门为了提高工作效能便积极推行。1935年11月，《河南政治》上刊发告示《一月来之财政：通令各县征收处采用简体字以促进工作效率》，此为采用简体字以促进工作效率的实例之一。事实上，其时不少学者认为简体字有利于提升工作效能。张定华在《简体字与行政效率》中认为，用简体字处理文书可以提高行政效能。方治在《推行简体字与新闻事业》中指出，推行简体字有利于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

　　从文化传承评简体字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中华学术的重要载体。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书写形式发生了变化，其对文化传承、学术发展是否有影响，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民国时期的学者对此也展开了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会破坏文化传承、影响学术发展。柯愈德的《我对于所谓简体字之意见》指出，推行简体字容易造成历史文化无法继承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推行简体字后，会将中国文化分为“简体字的文化”和“正体字的文化”两段。《对于教育部推行简体字表之意见》《湖南省主席何键反对推行简体字原文》二文均持此观点。

　　与上面的看法不同，其时更多学者认为，简体字与繁体字一样，既利于传承文化，也利于发展学术。顾良杰的《吾人对于简体字表应有的认识》、黎正甫的《简体字之推行与阻力》、鲁儒林的《论采用部颁简体字的必要》等，对相关质疑声音进行了如下回应和辩驳。

　　对于“推行简体字后，不识繁体字的后辈学生无法阅读古书”这一担忧，顾良杰认为，学生本身可分为不再深造者与再深造者两类，愿意深造者完全可以通过繁简对照表去学习正体字，读古书显然不受影响。黎正甫也指出，有兴趣或是能力高的学生自然会去学习正体字。对于“推行简体字会消灭正体字，简体字不好看，散失了书法艺术”等顾虑，顾良杰认为，简体字和正体字可并行不悖。《简体字的反对论》亦指出，除开简体字外，人们照样可以用真、草、篆、隶等字体写书法，以寻求汉字之美。对于“简体字会影响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的论调，鲁儒林认为，要发展学术就必须改革中国文字，简体字的推行便是一个重要发端。

　　综上，民国时期不少学者对简体字持肯定态度，他们从汉字发展史、世界文字演变史、文字符号功能论等视角出发，采用理论推衍、多向比较、实验测算等方法，对简体字的必然性、科学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简体字符合汉字演变的进程，易识易写，有助于识字教育，有利于提升工作效能，同样可以传承文化、发展学术。从当下汉字的使用情况来看，此类观点较具先进性和前瞻性。要之，民国时期学者讨论简体字时切入的视角、采用的方法、所持的观点等，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打下了必要基础，也给当下和未来的语言文字规范以相当启示。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70年来汉字简化成果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YB135-1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