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Johanson 和 M. Robbeets于2010年提出的“泛欧亚语”（Transeurasian）概念，指东起太平洋，西至波罗的海、黑海和地中海的地理上相邻的一大批语言。这其中既包含了传统的阿尔泰语系，还包含了语言学界仍然系属不明的日语和朝鲜语。这些泛欧亚语言的起源和传播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些语言之间有相似的特征，但这些相似性是接触而来还是谱系遗传而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

　　农业扩张推进泛欧亚语传播

　　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即语言的早期使用者采用了农耕的生产方式，提高了人口密度，促进了人口快速增长，使得早期农民使用的这些语言得以迅速扩散和传播。该假说最初是由P. Bellwood、C. Renfrew等人提出，并用于印欧语系的研究。

　　泛欧亚语地区既有淡水资源又有海洋环境，聚集了苔原、森林、草原、平原等适宜不同生计方式的栖息地。一旦农业人群向外迁徙，自然会引发语言的迁移。当遇到狩猎、采集、渔猎等人群的时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混合生存模式，农业人群与原依赖其他谋生手段生存的人群之间就会发生语言接触现象。Robbeets构拟了原始泛欧亚各语言中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农作物词汇，如种子、大麦、小米等，通过语言学的相对年代与考古学的绝对年代相比较，她认为西辽河农业人群的扩张促成了原始泛欧亚语的传播。公元前6000—前5000年，位于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南部的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是中国东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的前身。伴随这些以种植小米为主的农业人群的扩散，西辽河流域和辽东半岛沿海这两个红山文化集团的分离导致原始泛欧亚语中阿尔泰语和日朝语的分离。一方面，西辽河流域的红山人向西迁徙至大草原，逐渐发展成游牧生活方式，东部的红山人说原始蒙古语—通古斯语并发展成夏家店文化，导致突厥语和原始蒙古语—通古斯语的早期分离；另一方面，辽东半岛沿海农业人群给朝鲜半岛带去了小米农业和原始泛欧亚语。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伴随着稻作农业的传播，大量农业人群从辽东、山东移居朝鲜，再从那里作为弥生移民来到日本列岛，从而也导致了日语和朝鲜语的分离。

　　语言、考古和遗传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泛欧亚语中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传统上被称为阿尔泰语系，与日语和朝鲜语同为“SOV”语序和同属黏着语类型，并且在词汇的形态、构成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点，甚至还有个别音声对应现象，因此历来有“日朝语系”的说法。同时，日语、朝鲜语和蒙古语、满语等也有谱系相似性，如词头不出现流音的规则、元音和谐现象等，让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其实，语言的借用、混合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发生了，借用还是同源也不是绝对的。可能史前的借用到了文字历史时期就被认为是同源关系了。如果不能为借用关系还是同源关系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标准，就意味着必须脱离传统的语言关系研究范畴。古DNA是研究史前人类迁徙途径的主要科学手段，不仅被应用于印欧语系的研究，也为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广泛存在的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壮侗语系、汉藏语系的起源和扩散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加之这些语言之间有深度共享的农业词汇，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农业人群的扩散促进这些语言传播并替换原始语言的假说。因此，语言学研究结合考古发掘成果，依靠遗传学新一代测序技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更长时间尺度上考察某一地域的语言关系，当然也能促进泛欧亚地区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的研究。

　　从跨学科角度重新审视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

　　近年来，古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理解泛欧亚语言相关人群的起源和扩散提供了重要参考。厦门大学王传超等人对蒙古国、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距今8000多年的众多人类活动遗址进行了详尽的古人遗骸取样和古DNA分析，发现自蒙古高原、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的古人与现今通古斯语人群有着跨越8000多年的遗传连续性。并且，通过对古代语言的考证，辅以考古学上的文化证据和古DNA的发现，推断原始通古斯语的起源地最可能是在黑龙江下游俄罗斯远东的兴凯湖周围地区。

　　同时，中国东北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农业的地区之一。吉林大学崔银秋课题组的研究表明，自红山文化时期开始，西辽河流域受到向北扩散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人群的遗传贡献；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二道井子人群已经与仰韶文化人群在遗传结构上无显著差别，显示出黄河流域农业人群对西辽河农业人群及其生计方式转换的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体现在大部分的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人群中，与汉族有关的遗传成分在铁器时代才出现于蒙古高原和东北亚地区。这提示我们，西辽河流域农业人群的起源和迁徙可能并没有直接驱动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传播。

　　在中亚地区，即蒙古国和邻近的西伯利亚南部、中国北部的游牧民族的起源和历史一直是极具争议的话题。历史语言学研究表明古代突厥语是亚洲匈奴和欧洲匈奴的共同祖先语言，亚洲柔然人和欧洲阿瓦尔人群之间的连续性从遗传观点来看也不矛盾，柔然人与蒙古起源有关、阿瓦尔人采用了突厥语言和文化。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我们对青铜器和铁器时代欧亚大草原上跨欧亚地区人口流动、语言传播和文化动态认识上的空白。

　　学者们也对朝鲜半岛的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进行了评估。语言学结合考古学等证据表明，公元前1000年左右，水稻的传播对原始日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原始朝鲜语的形成究竟是依靠公元前3500年左右种植小米的人群在朝鲜的扩散，还是制造青铜匕首的物质生产人群在朝鲜的扩散，这一点还不确定，农业—语言共扩散假说在朝鲜半岛尚存争议。

　　关于日本的情况，30年来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的不断研究发现，日本主体人群是绳纹人和弥生人的混合。绳纹人主要是38000年至18000年前从亚洲大陆分离而来，以狩猎采集为主，只有小规模耕作。弥生人主要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从朝鲜而来，以小米和水稻农业为生计方式。目前的研究还不清楚二者的具体互动混合过程，以及弥生人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蒙古国、内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祖先人群。但是，伴随着弥生农业文化的扩散，原始日本人群与青铜时代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发生了遗传混合，并促成了原始日语的形成。

　　当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超级语系建构阶段，预示着语言的“同源性”研究将转向语言的“亲缘度”检测。泛欧亚地区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尽管农业人群的扩散导致了泛欧亚语传播的假说还存在争议，但有证据表明，来自大约7000年前中国东北部种植小米的农业人群可能与原始泛欧亚语中一部分语言的起源有关，并伴随着这批农民的扩散而向外传播。在历经广泛的语言更替之后，伴随着汉语和俄语的扩张，以及蒙古语、朝鲜语和日语等国家语言的出现，呈现出了目前的复杂与多样。

　　在语言、考古和遗传的三维视域下，语言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法描述和语言比较等。通过对考古发掘到的古人类遗迹和遗物的鉴定、分类等工作，能够展现出历史上持该语言人群的真实生活面貌，捕捉到人群之间的交际方式及交际范围。在古人遗骸上提取到的古DNA的帮助下，能够科学地判断各人群的迁徙途径及人群之间的先后融合关系、融合比例等。这些研究与丰富的语言研究成果相结合，必将在世界范围内的人群起源、迁徙、融合，以及语言起源、扩散和演化等诸多方面大有作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东北亚地区语言演化及其与人群混合历史的相关性研究”（20BYY19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