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媒介。人际交往经验表明，如果使用统一的语言或所用语言的同质性强，则有利于交际的顺利进行；反之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就涉及语言统一性与语言多样性问题。学界已有研究显示，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相关性：如果某个国家或社会使用某种统一的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则将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研究发现，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非这么简单。

　　“费什曼—普尔假说”消极看待语言多样性

　　语言多样性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问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费什曼（Fishman）和普尔（Pool）相继发表了两篇知名报告。费什曼利用《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和《各国通览》中关于全球国家的分类数据，采用二分法，比较了语言同质性和语言异质性两类国家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指标。研究发现，在死亡率、女性预期寿命、国民生产总值、政府收入、高等教育入学率、政治民主性以及人均电视、收音机和报纸的数量等方面，语言同质性国家均显著好于语言异质性国家。

　　普尔则整理了133个国家的语言多样性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用散点图的方式来表示这两组变量之间的静态关系，发现“一个语言极其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这一结论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费什曼—普尔假说”。

　　普尔研究指出：语言的多样性不但会加剧政治上的地方主义，妨碍国家的统一、区域多民族融合和群体之间的合作，阻挠对优势文化的适应、对政权的支持和参与，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和政治稳定性，还会阻碍职业流动和新技术的传播，降低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速度。周庆生据此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不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会妨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不说，在如何看待语言多样性问题上，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态度。

　　“拐点假说”反映社会经济新变化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语言多样性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际语言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民族语言志》等，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语言多样性数据进行了更为准确和更为完整的统计。为验证“费什曼—普尔假说”，更为准确地揭示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189个国家和地区的2017年统计数据中选取了人类发展指数、平均预期寿命、平均教育时间、平均预期教育时间和人均国民收入等5项数据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同时选取了《世界民族语言志》的同年度语言多样性指数，对世界各国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看，语言多样性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但有些数据并不支持“费什曼—普尔假说”。普尔关于“一个语言极其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的论断，在半个多世纪后已经出现了许多反例，即存在相当一部分经济发达且语言多样性较高的国家。如在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前5个国家中，就有卡塔尔、新加坡、文莱、科威特等4个语言多样性较高的国家。

　　通过观察语言多样性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关系的散点图，我们发现其相关性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分布特征：人均国民收入20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人均国民收入2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正相关关系，即存在一个有趣的“拐点”现象。为了找到拐点的准确临界值，我们将被统计的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两类，在20000美元正负10000美元的范围，每距离1000美元设置一个临界值，分别计算出低于临界值和高于临界值国家的语言多样性与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计算发现，拐点的准确临界值为17000美元，即低于17000美元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语言多样性呈负相关；高于17000美元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语言多样性呈正相关。也就是说，拐点以下的中低收入国家，其语言多样性与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相关性仍然符合“费什曼—普尔假说”；拐点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其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则呈现出与“费什曼—普尔假说”相反的趋势。由此可见，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以拐点为标志的分段相关关系，拐点以下的国家为负相关，拐点以上的国家为正相关。我们将此分析结论称为“拐点假说”。

　　正确对待“拐点”现象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各变量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不过这种关联会因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走势。“费什曼—普尔假说”提出后，世界多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和语言格局均已发生巨大变化，新近的统计分析数据更支持分段相关的“拐点假说”。“拐点”上下的两类国家，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相反的相关性趋势。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段相关，反映了不同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语言多样性和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动态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还会受到特定的政治、社会、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协同变化。

　　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各国家之间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语言多样性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数之间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甚至完全不同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分段相关性也只是一种概率性趋势，不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同时还会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

　　保持语言多样性是和谐语言生态的标志。保护与促进语言多样性正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关注。2018年9月，中国政府会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发布了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岳麓宣言》。与此同时，各国还要根据其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科学研判内外部各种变化条件，密切关注语言多样性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态势，制定积极的语言政策，开展科学的语言管理，促进语言生活与经济社会同步可持续健康发展。新加坡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范例。新加坡的语言多样性高达0.761（《世界民族语言志》，2017），但人均国民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均位居全球前列。这是由于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积极的语言政策，开展了有效的社会管理，既保护与促进了语言多样性，又没有使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正如费什曼所言，“只有在制定积极政策的情况下，政治层面的语言异质性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9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城市语言文明建设研究”（ZDI135-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