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复兴往往伴随着语言和话语权的崛起，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语言和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要高度重视语言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切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语言和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同向同行，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尽管恩格斯不是专业的语言学家，也没有对语言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但语言从来不在恩格斯的视野之外。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论述内容涉及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演变、语言与现实生活等诸多方面。这为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认识语言、把握语言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对于今天我们深化对语言本质的科学认识，正确处理语言与精神世界的建构、语言与国家繁荣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劳动是语言产生的物质前提。恩格斯从人的产生与发展分析了语言的产生，他认为人的产生与进化是语言产生的生理前提。“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恩格斯强调劳动是语言产生的物质前提，劳动创造并促进了语言发展。“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而人在劳动交往中需要表达的要比动物复杂和丰富得多。他认为劳动以分工和合作为基础，在劳动过程中，人们之间由于有效分工、合作而产生交往的需要与实践，这样的需要与实践激发了语言冲动，奠定了语言生产的内涵及其变动的物质基础。劳动促使每个社会成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促使人们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因为劳动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用语言的意识便在劳动交往中产生了。可以说，语言是人类物质生产交往实践的结果，人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语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正是在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中，由于交往的需要，才促使语言的产生。因此，语言是“人们的社会产物”，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

　　语言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恩格斯认为语言作为意识的载体，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语言和意识一样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表现。“‘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简言之，即语言。”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语言、意识等精神世界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独立于客观世界的独立王国，“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借助于语言对事物形成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形成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语言不在人的实践活动、客观世界之外，语言、意识虽然具有主观性、相对独立性，但归根结底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对存在的反映。“凡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各种精神生产，（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都不过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尽管语言有特殊独立性形式，但在内容与本质上，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产物，而不是相反。恩格斯认为从思维过渡到现实，也就是从语言过渡到生活的整个问题，只存在于哲学幻想中，是脱离生活的性质和根源的。就像马克思所说：“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语言是实践的现实的意识，“要了解语言内容，就要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出发”。因此，物质和语言是决定和被决定、被反映和反映的关系。语言、思维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人们实践活动的反映。实践而不是语言是人与客观世界的根本联结点，不是语言决定实践，而是实践决定语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只有从实践出发，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语言的本质，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语言所反映的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

　　民族语言是历史的、具体的。对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研究，是恩格斯在语言学上的一大贡献。《法兰克方言》是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的范例，它分析了日耳曼方言的历史发展，为法兰克语言区部族间关系之亲疏提供了“语言证明”。恩格斯强调方言、民族语言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产物，“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他强调共同的民族语言对民族认同有重要影响，“只有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但恩格斯也认为语言和民族认同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他说“尽管种族上血统亲近、语言上有共同性，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但是萨瓦居民似乎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匈牙利的德国人尽管仍然保持着德国的语言，然而在精神、性格和习俗方面，都成为道地的马扎尔人了”。恩格斯特别强调要尊重民族的语言权益，他说：“强迫这些可怜的拉伯兰人不只是说他们的野蛮的半爱斯基摩方言，还要他们学文明的挪威语或瑞典语，这的确是一种惊人的压迫啊！”民族语言并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一个民族所处的经济条件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民族语言是历史的、具体的。恩格斯指出：“其实，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语言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语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语和日尔曼语；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语；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同时，在民族、国家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过程中，被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者的语言，“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语言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客观现象。恩格斯认为正如“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一样，语言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它不是单一、固化、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纠缠式互动、螺旋式进步中不断演进的。他说，经过长期的演化，人和猿区别开来，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发展的基础。他还认为，“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育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推动语言变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恩格斯强调南方法兰西民族在中世纪时代“一切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标准语言。……但是历史的发展是铁面无情的。经过300年的斗争，普罗温斯人的优美的语言沦落到了地方方言的地步，他们本身也成了法兰西人”。19世纪，随着德国经济的发展，“德国的工业、德国的贸易和德国的文化自然也把德国的语言带到了这些地区”，也就是斯拉夫部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形成新的力量和观念，产生新的交往方式，产生新的语言。正是在人类不断演进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语言变得丰富而多彩。

　　恩格斯关于语言的论述，使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语言是人类现实生活的表现，语言也是人肯定自我、自身解放的工具和基本力量。民族的复兴往往伴随着语言和话语权的崛起，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语言和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我们要高度重视语言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切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语言和话语体系建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同向同行，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