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拉斯韦尔1948 年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问世便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视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该书2013年已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

　　我们的文学文化对外译介需要形成以官方与非官方为两大传播主体的格局，需要以反映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现状的作品为主、古典作品为辅的传播内容，需要符合信息时代特点的多样化翻译方式方法，需要新旧媒体融合协同传播，需要面向普通大众的分类分层传播，需要以读者对外译作品的接受度、理解度和认同度来评估传播效果。这些认知将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作品对外传播中，采取相应的纠偏扶正措施，提升外译作品海外传播力，促进中国文学文化在海外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笔者在英国访学期间，对中国译作在英国的传播现状进行了考察，发现我国外译作品传播效果尚不理想。因此，探讨当前我国文化外译传播中的认知误区，探明提升文学外译传播的相应对策，对当前对外译介的认知误区进行纠偏扶正，提升海外传播力，显得非常必要。

　　美国现代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经典著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指出，对外传播过程包含 “5W”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at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谁”是指传播的主体，“说什么”是指传播的内容，“什么渠道”是指传播的渠道，“对谁说”是指传播的对象，“取得了什么效果”是指传播的效果。当前中国作品外译传播效果不理想，可遵循5W社会传播要素，系统地探明外译传播中的认知误区和探寻提升传播力的路径对策。

　　拓展对传播主体的认知

　　当前我国对外传播的主体是国内政府机构，以及由政府机构指定或委托的译者。民间传播主体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数量少且规模小，这不仅导致当前的传播主体单一，而且让大众误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完全是官方的事，进而导致民间个人和非官方组织在对外文化译介中的缺席，影响对外传播的效度。

　　要改变当前传播主体单一的现状，可以优化官方的资源投入和配置，鼓励民间团体、个体译者、海外汉学家和华人等非政府性质的机构和个人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因为是民间自发的中国作品译介传播，译介的作品在传播的内容和顾及读者的阅读兴趣等方面更有的放矢。历史上，辜鸿铭对外译介的“四书”“五经”，林语堂对外译介的《道德经》《论语》等古典作品，都是以个人非官方的身份进行的，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接受效果。当代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和宇文所安、德国翻译家顾彬、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英国翻译家蓝诗玲等以非官方身份自主选材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社会也有很好的传播效果和接受度。官方与民间的译介活动应共同构成对外传播的两大基石，形成一体两翼的对外传播格局，这对提升外译作品海外传播效果大有裨益。

　　更新对传播内容的认知

　　当前学界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传统的经典高雅文学“走出去”，这就限定了我国外译对象的主体。以笔者在英国考察情况来看，英国普通民众对中国古典作品阅读兴趣不高，传播效果不理想。中国古典文学未能引起大部分西方读者阅读兴趣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时空差异因素。我国很多外译工程选择的作品内容、文化价值，一般来讲是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但不代表跨越时空后，在异域传播仍能在传播对象国的受众中产生同样的接受和认同效果。毕竟这些古代经典是在遥远年代，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与外国接受环境迥异的特定时空中产生的，大部分与当代海外读者文化语境的兼容性不够。从在英国调研情况看，大部分英国普通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兴趣偏弱，即使他们有时间想了解中国文学，也更愿意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第二是信息时代因素。当今全球处于信息时代，知识和资讯呈几何级增长，全球读者每天要面对新知识替换旧知识、有限阅读时间对无限信息的挑战，再加上当今全球民众休闲娱乐形式多样化，他们期望的是在每天有限的阅读时间里，浏览阅读信息比重大的资讯。这些大部头译作难以让西方读者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耐心读完全部内容，会消解他们的阅读兴趣，导致传播效果欠佳。

　　因此，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内容更应以反映当代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现状的、与西方社会文化有兼容性、符合当代西方读者阅读特点的现当代文学为主，这有助于传播内容在西方读者中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升级对传播渠道的认知

　　对外传播渠道可分为两大类：传统的传播媒体渠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传播渠道。传统对外传播媒体渠道包括书本渠道、期刊渠道、报纸渠道、广播渠道、影视渠道等；网络媒体传播渠道包括互联网渠道、数字媒体渠道、自媒体渠道等。当前，全球处于互联网时代，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受众随时随地都能联网获取相关信息，“移动式”阅读渐成主流，以纸质版形式传播信息的时代已让位于网络媒体传播形式。西方读者获取资讯的渠道也已从传统的纸质版资讯转移到了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其他传播渠道为辅的局面，媒体融合发展传播已成趋势。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工程大部分都是以书本为主要传播渠道。我们要认识到新兴媒体的强大作用，所以对外传播渠道重心应该从传统的纸质媒体渠道转移到网络新兴媒体传播渠道上来。这些新兴媒体在传播上不仅具有快捷性、实时性、便捷性和交互性特点，更具有纸质媒体渠道所不具有的覆盖受众广、受众接触中国外译作品信息的渠道和机会更多的特点。这些新兴媒体特别适合那些从篇幅长的作品变译成各种短小精悍的译作的传播，符合西方读者快节奏工作生活背景下的碎片化阅读和移动式阅读的期望。总之，重视新兴媒体在对外传播中的巨大作用，发挥新兴媒体的传播功能和加快与传统媒体融合，形成互补的对外传播模式，对提升中国外译作品海外传播效果大有裨益。

　　补充对传播对象的认知

　　传播对象是传播对象国的受众。按当前对外传播以大部头的中国典籍作品为主的态势看，我们的传播对象是海外对中国典籍感兴趣的成年读者，这忽视了西方儿童及青少年读者群。

　　我们在从事对外传播过程中，不能忽视西方儿童及青少年读者群，需把海外普通受众分层分类定位。除了全译以外，还应大量采用摘译、编译、缩译等方法译介一些适合西方儿童和青少年阅读的作品，或把面向西方成年读者的译作再作二次开发，变译成适合儿童和少年阅读的作品，让西方的儿童和青少年从小就接触了解中国文学文化，培养他们喜爱中国文学进而对整体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纠正对传播效果的认知

　　传播效果是指传播的内容对传播对象国读者在认知、行为、价值观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常以译作进入传播对象国网店、实体店、图书馆等书籍集散地视作对外传播工作结束，这是对传播效果的认知误区。译作进入传播对象国只表明译介的书籍进入了流通环节，但不能说明书籍被阅读了。只有译介的图书被读者阅读了，图书内容才有被理解和认同的可能。有时，即使传播的内容被读者阅读、理解了，还不能代表他们就认同了阅读的内容，而我们真正期望的传播效果是传播的内容及其承载的思想被西方读者乐意阅读、理解并最终获得他们的认同。

　　把读者对译作内容或思想的理解和认同度作为外译作品传播效果的评估准绳，可有效提升作品海外传播效果。这就要求我们选择一些能与西方读者价值体系和认知体系有兼容性的内容，作为优选的传播内容，以提升西方读者对译介内容的理解力和认同度，同时辅以读者喜闻乐见的行文表达和接受方式进行译介，或以书本、影视、互联网、新媒体等多元化的传播形式进行协同传播，提升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接受的广度和深度。只有深入了解西方传播特点及其受众需求，才能提升译介传播的作品在西方读者中的理解度和认同度，达到好的传播效果。

　　基于上述探讨，我们认为，要提升中国外译作品的海外传播效果，我们的文学文化对外译介需要形成以官方与非官方为两大传播主体的格局，需要以反映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现状的作品为主、古典作品为辅的传播内容，需要符合信息时代特点的多样化翻译方式方法，需要新旧媒体融合协同传播，需要面向普通大众的分类分层传播，需要以读者对外译作品的接受度、理解度和认同度来评估传播效果。这些认知将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文学文化外译作品对外传播中，采取相应的纠偏扶正措施，提升外译作品海外传播力，促进中国文学文化在海外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资助项目“《大中华文库》在英国的传播、接受调研及外译机理创新研究” （18YJA740070）、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文化英译传播力提升路径与变译战略战术整合研究”（19D074）、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大中华文库在英国的接受和传播”（CSC20160842018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