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交流互鉴
2023年03月27日 09: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3月27日第2618期 作者:

  老挝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办公室主任 蓬瓦·披马空:民主与经济发展

  在学术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平台可以用于讨论和共享观点,其中包括亚洲国家。这些平台可以用于分析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国家,以确定因果关系。在确定孰先孰后的过程中,政治学家可以决定如何推进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或经济发展。许多理论家声称,民主是经济发展繁荣的必要条件,因为它在人民之间创造了收入平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或民主的关系可以在现代化理论中找到。现代化理论认为,一种变化的发生离不开另一种变化,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是同时发生的。

  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或民主之间的关系表明,为了使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需要有一个民主形式的政府,但不一定是西方的方式或民主类型。基于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包括解释和接受规范在内,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分享和讨论的地方。我想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可以成为我们在21世纪的参考。我们经常说,通过民主化进程,可以将权力交给工人阶级,从而促进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我们的解释和理解中,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维度相互加强。

  

  蒙古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政治法律系系主任 哈坦博尔德·奥多夫:政治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通过创造机会让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让公众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并主动发起倡议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充分享有宪法及其他法律赋予的权利。他们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偶然的政治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真实且公正的政治家。这种形式的民主意味着赋予普通公民权利,以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并在其所享有的权利和机会范围内积极参与所有政治决策。

  根据El-Tandalt的研究,经济变革最积极的影响是建立自由市场体系。而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建立普遍自由选举制度和多党制是对政治文化影响最积极的因素之一,但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一些对当前政治文化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事件,如政商精英集团的出现、不成熟的选举制度滋生利益交换等问题,给政治体制带来负面影响,且仍在显著增加。同时,文化、经济、政治、法律和教育等领域的转型和变革应该是渐进的。另外,基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相对正确,但其实施过程中的偏差导致了教育制度的不稳定和不道德政治家的出现。

  此外,今天的政治生活需要公民和政治家进行密切合作,两者之间既要相互依赖,也要保持独立,这非常重要。通过清除二者之间的障碍来提高互动质量是可能的。当选的政治家在对任何问题做出政治决策时,都应当更多地与公民协商,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分享自己的观点。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阿尔弗莱德-莫里斯·德·扎亚:“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各国的发展权利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妄图向其他国家输出单一的民主模式,这构成了对这些国家内部事务的非法干涉,违反了联合国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它们的企图导致了一系列颜色革命,加速了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权更迭,造成这些国家的混乱。

  2021年10月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有关决议中,关注了殖民主义的遗留影响。人权理事会强调,铲除殖民主义和处理殖民主义遗留对享受人权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为通过这项需要继续监督和采取后续行动的决议,中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观察到新殖民主义的思维模式和做法,霸权强国和跨国公司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仍在继续。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让我们保持在国际团结下、以和平方式推进国际合作,维护151个参与国的利益。尽管“一带一路”倡议遭到一些西方国家的诋毁,但我对其充满信心,认为它应该得到广泛认可。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扩大商业和文化交流,切实推进了各国的发展权利,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贸易不是战争,而是互利交流、增进和平与理解的黄金机遇。这将促进构建和平的世界秩序,以及对所有世界文明的尊重。

  

  墨西哥政府行政及公共政策研究小组副研究员 埃内斯托·贝拉斯科·桑切斯:以协商民主实现良好的公共政策

  要实现良好的公共政策,必须确立对问题的共同理解,达成高度一致的解决手段,并明确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无论是官僚主义还是技术官僚主义的公共行动模式,都无法有效地解决复杂且相互渗透的公共问题,并且缺乏合法性。因此,许多学者强调了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等各利益攸关方之间,促进合作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方法寻求建立联盟和关系网,使政府内外的不同利益攸关方参与决策进程。这使得决策进程更能响应人民的需求和关切,并促进在实施解决方案时的共同责任感和合作意识。

  协商民主是在决策过程中,强调协商和对话的一种民主形式。它的理念是,公民应有机会参与公共领域的管理,并与他人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交流意见。协商民主学派强调建立一套能够进行讨论与对话的制度和实践体系的重要性,将协商民主广泛嵌入到政治制度和文化中。

  公共管理和协商民主方法的结合,对于以包容、透明和有效的方式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至关重要。优先考虑合作、共同责任和积极的公民意识,政策制定者可以创建一个更加民主和反应迅速的社会,以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

  

  美国《黑人议程报告》主编 玛格丽特·金伯利:所有文明都应得到尊重

  人类文明是多样化的,各个国家都有其治理方式。相对而言,有些治理方式更有效,有些更有人情味,有些社会则有简单的结构以及达成共识的方式。

  如果不去谈论自认为民主的国家的实际行为,便无法展开讨论民主。所有国家都要与其他国家产生关系,这些关系可能是互利的、友好的,也有可能是通过暴力方式开展的。有些自称为民主国家的国家剥夺了其他国家的民主权利。

  在此,我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为例。英国公民享有民主权利,在君主立宪制下选出代表,但他们以最不民主的方式满世界征服别国,残暴地对待被征服国家中任何争取民主的行为。

  美国同样如此,这个国家自称民主国家,其发源却非常不民主。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灭绝,为了获取利润而奴役非洲人,甚至在奴隶制废除后依然残暴地对待他们。这种所谓的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美国通过代理人战争、政变和经济制裁,干涉许多国家的民主进程。美国不但采取这些行径,还宣称要为这些国家定义民主,甚至对本国国民也如此辩驳。

  在华盛顿虽有总统和国会,还有一系列立法机构以及各个城市和州的机构,但人民的意愿在美国正越来越难以实现。美国是富人统领的财阀统治、少数人统治的寡头,以及代表公司利益的金权统治的结合体,这些强大势力决定着政府的所作所为。民众的需求和意愿被考虑得越来越少。美国是一个在种族、民族和文化上具有多样性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在文明方面具有多样性,但在治理上却具有统一性。当前,美国参议院的当选代表比过去更为富有,但美国公众过低的最低工资,私人企业决定着大众的医疗保健方式的现象,也不足为奇。

  所有文明都应得到尊重,只要这种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互动不是经由剥削或征服,而是根据能否满足人民需求进行界定。人们无法享有民主和人权之际,便是人类的多样性和文明之美丧失之时。

  

  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委员 卡赫卢:多元人类文明背景下的民主重构

  民主是一个需要文化适应的社会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民主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意味着其内在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民主应该是一种应对环境、文化和价值观的方法。民主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一刀切,更不是一种西方开具的能“包治百病”的理论。

  民主是每个国家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是由少数外来者来决定。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的,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在这个多元化世界,民主可以以多种形式显现。社会应该花时间定义和发展各自“以人为本的民主”。社会在发展,民主也在发展。社会应该包容成功和失败,从中汲取经验。唯其如此,社会才能重新考虑以不同的方法来应对挑战。如果有人认为存在一种已经完全完善的静态民主或民主模式,可以移植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是一种虚伪的论调。

  鉴于现代文明的后见之明,很明显,通过客观探索和奋斗,每个社会都可以构建一个与其背景相适应的体系。因此,在这个时代,希望每个社会都能保有最大程度的谦逊,让其他社会探索、发展来自不同社会规范和背景的新理论和务实的解决方案。人民所向往的,是解决问题的治理体系。

  

  瑞典跨国和平与未来研究基金会成员 李彼得:以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建立多极化世界

  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谈论多极化世界,而今天我想要提议的是:这种多极化应该基于文化而不是政治体系。我的主要依据是大多数人认为文化之类的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每个国家都拥有文化。而文化也更具柔性。因此,我提议以文化价值观而非政治体系为基础来建立多极化世界。

  西方对民主的看法存在问题。几十年来,西方一直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唯一拥有者。其理论基础是,民主是达到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途径。然而,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在不改变自身政治组织形式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事实,已经证明了西方的前述观点是错误的。

  今天,我只是提供了一种从文化角度看待多极化世界以及看待不同实践体系差异的方式。因此,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础。我们的讨论基于的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分析。但是,我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轻而易举地应用于其他国家,实际上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埃塞俄比亚国家对话委员会委员 尤纳斯·阿达耶·阿德托:建立有益民主的基础原则

  一些西方人士把非洲54个国家看成一个整体,但实际上非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也因国情而不同。同时,西方世界也认为非洲没有历史,他们承认的非洲历史是从欧洲殖民者入侵非洲开始的。西方世界并没有对非洲真正进行过现实的、统一的观察。

  没有所谓非黑即白的民主,推行一刀切式的民主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思维方式,而且西方民主也有局限性,比如在设计、目标、主观性、客观性以及西方本体论方面等。

  实际上,非洲的现实是多元的,民主也必须是多元的。我认为,在非洲建立有益民主的最重要的基础原则是:相互尊重、坚持多元性、团结、参与和包容。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 路易斯·奥斯特贝克:克服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可持续性的挑战提出已有几十年了,全球各国未能就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一致。我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不信任。

  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要问过去三四十年里社会上有什么积极因素,那就是社区的积极作用,社区能帮助人们寻找更好的、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些自下而上的方法。它们通常涉及社区和大学的合作、当地政治架构和企业等因素,这些社会因素的集合能帮助我们打造崭新的、更美好的未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桥梁计划”,已在2021年3月31日通过了政府间理事会的批准。这个计划试图展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可持续性趋势的认可,特别涉及本地社区的可持续项目。这些项目虽然各种各样,但它们有着相似的方向,而且考虑到可持续性和文化因素,基于人们的意见、感情、感受、历史、身份以及相互分享的能力。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名誉教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访问学者 唐迈:公平的多极世界上的不同道路

  正如过去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美国及其西方集体的盟友坚持他们的方向,推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并将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强加给别国,侵蚀民族国家的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断言其他的民主模式,例如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缺乏合法性。这一战略的根源在于美国试图使盟友从属于它,以确保自身狭隘的利益。

  美国所追求的道路与以民族国家平等和相互尊重、对话与合作原则为中心的世界格格不入。与此同时,事实证明,美国的西方秩序无法解决全球发展、和平和治理问题。

  这与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议有着本质差别,后者的核心是尊重国家主权。尊重主权就是允许每位公民都有机会表达自己从衣食住行到国家治理等方方面面的关切。同时,还寻求在和平、合作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赢,以可持续的方式改善国民生活质量。

  事实证明,在推动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中国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复制另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但事实证明,中国道路对南半球的其他国家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

  国家相对实力的快速变化,以及和平、发展和治理赤字的严重性,都表明西方道路的吸引力已急剧下降,南半球的许多国家将寻找适应国情的新发展道路和现代化道路。

  

  美国灰色地带杂志主编 麦克斯·布鲁门塞尔:民主、全球治理与媒体的作用

  美国拜登政府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基于规则的秩序”原则,但实际上这意味着美国制定规则,其他人都只能服从其规则。2022年9月26日,北溪管道遭到破坏,这就是“基于规则的秩序”在波罗的海所造成的恶果。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在“Substack”上发表了关于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重磅内幕文章,直指美国才是北溪事件的罪魁祸首。在此后长达数周的时间里,美国媒体一直保持缄默,拒绝承认西摩·赫什的文章中披露的内容,直至拜登政府和美国情报部门炮制出另一套说辞:一个亲乌克兰的独立团体声称对此事件负责,他们乘坐从德国租用的游艇炸毁了管道。这套说辞显然十分离谱。

  多极世界应是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在这一新世界秩序中,全球治理不是由某一个国家说了算,而是由真正的国际法共识决定的。我们正在见证国际媒体的民主化,这要归功于像西摩·赫什这样出色的记者,他们绕过了传统媒体,而选择在“Substack”上发表文章。我们“灰色地带”也有着相同的目标,即作为一家真正独立的网站,对华盛顿的掌权者进行真正的问责。

  

  巴西卢拉研究所所长 马尔西奥·波赫曼:共享充满希望的未来和可持续的生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分裂成了三大阵营。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并没有形成全球文明计划。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旧分歧得以克服,但事实证明,它不足以产生一个和平、平等和博爱的发达世界。

  全球文明建设的前提是西方现代工业的深刻变革。当前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的过渡伴随着新公民身份的出现。西方公民的传统观念正显示出枯竭的迹象。

  以北半球为中心的普遍性范式与工业时代的过去是兼容的。在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世界的活力中心正从西方转向东方。因此,一种新的全球多区域主义正在推进。

  人们还观察到,非人类力量,如气候变化、病毒流行和由数据化过程驱动的算法,形成了一些与人类关系的新争议。数字时代的公民身份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和复杂性。

  在当今的全球竞争中,不同文明之间兄弟般的团结礼遇是指在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上建立和平的可能性。此外,将合作发展融入数字时代现代化和公民新项目,必须齐头并进。这是对当今和未来人类严重问题的重要和必要的回应。总之,这是一条相互尊重主权和文明多样性的民主道路,期待一种充满希望的未来和可持续的生活。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所、社会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鲍里斯·古谢列托夫:发展和加强民主的方式

  国际关系现代趋势的形成基于21世纪“世界”的概念,这将成为推动国际倡议的基础。这一趋势旨在促进新的和平文化的形成,并以普遍的价值体系和国际关系参与者的行为模式为共同基础。

  引导国际社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国家都享有同等程度的安全,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能得到保障。21世纪的“世界”概念将是政府、政党、科学界、文化和宗教人士共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只有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开展广泛、全面合作,才有可能深入分析不同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在现代条件下面临的挑战、风险和威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集体潜能”原则,国际社会将通过这些原则来应对挑战、风险和威胁。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特征、结构和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国际关系的特征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变化——从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权力平衡”,到末期的“利益平衡”,再到后来的“利益共同体”。新的国际关系参与者挑战了传统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权威和影响力,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结构。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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